明亡实亡于党争！明朝党争起源何处？原来党争仅仅源于一块石头(3)

由此，王锡爵掀起了反李植三人的运动，继他之后先后有御史韩国桢、给事中陈輿郊、王敬民等站出来检举揭发李植等的罪恶行径。万历皇帝最后拍板，将李植由太仆少卿贬为户部员外郎，江东之由光禄少卿贬为兵部员外郎，羊可立由尚宝少卿贬为大理评事，随后又将李植等降三级调外使用。

党争至此井未抵达高潮，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卷了进来。为了声援李植三人，谕德吴中行、赞善赵用贤、光禄少卿沈思孝上疏辞职，赵用贤暗自支持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许国，向万历皇帝开炮，称“朋党之说，是小人用以去君子，空人国”,力撑李植三人。由此，大明帝国的党争发展到了纠结阶段，万历皇帝深受其苦。
申时行也深受其苦，虽然在万历十三年，他侥幸逃过党争的倾轧，但接下来他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万历十九年(1591年)四月二十五日，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上疏弹劾申时行。这位在若干年后写出《牡丹亭》的才子在万历十九年的春天显然对帝国首辅牢骚满腹。汤显祖说：“言官中亦有无耻之徒，只知自结于内阁执政之人，得到申时行保护，居然重用。”

汤显祖又说：“首辅申时行掌握朝政，柔而多欲，任用私人，糜然坏政。请陛下严诫申时行反省悔过。”（见《明史》）随后福建布政使、浙江按察使也上疏弹劾申时行。当然他们弹劾的这些问题并无实据，但弹劾的人多了，万历皇帝也不能不起疑心。万历十九年，年近古稀的申时行引退，万历四十二年，八十岁的申时行与世长辞，算是彻底摆脱言官的请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