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奈良》：不可承受之轻(2)

《大象席地而坐》

如果拍一部反战为主旨的影片，但并不正面去谈战争，对于战争的伤痛是以外围边界的事件来轻轻触及，但绝不亲手揭开，那么我们还能不能感觉到痛？如果能，会有多痛？
把沉重轻说 是个问题
这是我看完以中国母亲寻找失联的养女——日本遗孤为故事的《又见奈良》后想到的问题。这问题萦绕着我这么个闲人，无聊之际，还重看了一遍《清凉寺的钟声》，一部由谢晋导演拍摄于1991年，讲述日本遗孤在中国北方农村艰难长大，成年后以僧人身份访问日本，与生母相遇告别的故事。它或可作为《又见奈良》的补余，供人们脑补影片没有展现的生活：一个日本孩子怎样在异国被收养长大/一对中国父母怎样养育他们收养的日本孩子。另有一部同样展现这个过程的中日合拍电视剧《大地之子》（1995年），当年也一样轰动两国，成为一时热题。这两部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影视剧，都把时间跨度从1945年日本战败拉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非常完整地展现日本遗孤在中国土地上是怎样一年一年，随新中国这个大时代长大成人的。那些个细碎重复的生活，喂养下去的一口又一口，一个婴儿变成了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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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奈良》隐去了这些东西，它直接从养母只身来到日本奈良找女儿拍起。关于整个故事最要紧的历史背景，在开篇几分钟后，导演快速插入一段动画，形似弹幕，简单交代，再全力转入日本寻亲故事，再无镜头涉及过去的生活。这是导演鹏飞特意选择的风格，他从上一部电影《米花之味》开始，就选定了这种轻喜剧冷幽默的风格，把沉重轻说，让观众保持观影的愉悦感，他做到了。
《米花之味》针对云南傣乡留守儿童，《又见奈良》则围绕日本战后遗孤，背景设定都是非常沉重的现实话题，也是一层深厚的文本基础，帮小成本影片撑起某一种坚实维度。但是厚实的历史和现实文本并不是现代可以随意套进去的一只手套，想穿就穿，想脱就脱。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它能托着当代的创作者浮游翩跹，也能顷刻吞噬掉这叶轻舟，使我们显露出可笑的模仿姿态和力有不逮带来的言不由衷。怎样用电影语言，来讲一个大历史议题里无数分叉下的小故事，这个课题并不新鲜，有无数中外前辈做出过很好的示范。但怎样运用当代的媒介意识，来讲一个夹带着深厚历史文本与现实意义的小故事，这对于年轻导演鹏飞来说，应该是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