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丈夫》：在民族存亡关头激励抗敌精神之作！(2)

因此，这部著作在1936年7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后，便成为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好教材，至1940年10月就印行了四版。

在范文澜的治学历程中，《大丈夫》的撰著又是他学术旨趣产生根本转变的标志。
他早期撰成有《文心雕龙注》、《正史考略》、《群经概论》等著作，都属于训诂、考证范围，当时其志愿也是“追踪乾嘉诸老”，做他们的学术传人。
但是，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受苦受难的事实教育了他，1925年至1927年在南开大学任教时，他成为一名进步教授，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以后转到北平几所大学任教，不怕特务的监视和反动当局的逮捕，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勇敢地为团结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做了许多工作。
政治水平的飞跃提高，反映在治学上，便是将学术研究与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用自己深入探讨总结所得的历史知识来教育民众，因而撰成《大丈夫》这部风格一新的著作。
1936年，范文澜到河南大学任教，当时处在民族危难的关头，他毅然脱下教授的长衫，满腔热情地投入抗日宣传工作，创办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领导河大抗训班服务团，对河南的抗战动员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被誉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
1938年秋，他在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确山县参加了新四军，次年年底根据中共中原局的指示到延安，此后便成长为出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总之，《大丈夫》这部反映抗战时代脉搏的名著，成为范文澜转变为集学者与革命者于一身的可敬人物的重要标志。
作者：陈其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