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上海滩丐帮盗窃古花瓶案(2)

老爸和钟必鸣都不曾有过子承父业的念头,所以钟必鸣在教会办的中学初中部毕业后考入渣打银行,从练习生做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已升为中级职员。渣打银行是英国开的,日本跟同盟国一宣战,英美法租界随即被日军占领,上海渣打银行无法正常营业,钟必鸣就改行到亲戚开的煤球厂做了几年会计。想当初钟必鸣也算是一介热血青年,对日寇侵略祖国奴役同胞深为痛恨,于是就和几个意气相投的青年相约悄然去了重庆。当时国民党政府正筹措组建远征军开赴东南亚打击日军,钟必鸣几个就去报名。人家一看他的履历——教会中学毕业、渣打银行职员,不禁大喜,这姓钟的小伙子英语肯定顶呱呱啊!一面试,果然!那就到远征军司令部做译员吧。 那对花瓶跟钟必鸣的这段经历有关。钟必鸣在远征军司令部做翻译工作,认识了一个名叫李新贵的上海浦东人。李比他大七八岁,名义上是远征军的少校参谋,其实是“军统”派往部队的特务。
钟、李是同乡,脾气也相投,两人就成了朋友。后来战争结束,钟必鸣回上海成为中央银行的高级职员,全赖李新贵相帮。李新贵也回了上海,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担任侦缉大队督察官——自然也是“军统”派去的。之后,钟必鸣跟李新贵之间的来往就减少了。上海解放前一周的深夜,李新贵突然深夜造访钟家,拿来了这对花瓶,说他奉命要去南方,上峰命令下得仓促,手头没钱钞,来找老朋友打个饥荒,商借大洋二百,这对祖传的花瓶就作为抵押物。钟必鸣仗义,当即拿出大洋,却不肯收下抵押物。李新贵坚持留下了花瓶,临走时说他不久就会回来还钱取花瓶的。钟必鸣没有想到,他跟李新贵这一别就是永诀。 再次获得这个哥们儿的信息时,已是1949年底,那段时间上海滩的大街小巷时不时张贴市军管会的判决书,很多姓名都被朱笔涂拭,那意味着拥有这个名字的那位已经被处决了。
有一天,钟必鸣在其供职的银行门口的墙上看见这么一张判决书,上面竟出现了李新贵的名字。开始还以为是同名同姓,可是待到一看籍贯、年龄以及曾任的伪职,果真是他认识的那个李新贵。再往卞看,才知道这家伙上海解放前夕压根儿没去南方,而是奉命潜伏,还担任了什么“国防部保密局江浙沪地下特别纵队”的副司令。这时,钟必鸣还没把李新贵用花瓶换大洋之事与其奉命潜伏联系起来想,当下看着这份布告微微摇头,感慨不已。 钟必鸣没有想到,他当初的“热血青年”不是白做的,上海解放后,因为曾在国民党远征军当过少尉译员,按照规定他也算是“反动军官”,被列入了内部控制人员的名单。当然,钟必鸣在远征军只是做翻译工作,政府也不难为他,公安局也好,供职的银行组织上也好,街道居委会也好,谁都没找过他。不过,人民银行是金融机构要地,钟必鸣这样的角色是不能久待的,所以在1953年就把他调到了区财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