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东慢火烹茶(8)

马东也觉得自己不适合综艺，就去找其他出路。刚好《有话好说》在筹备，主创意见不同，就分开两个组，各做一个样片比拼。马东给其中一组的制片人谭群写了封诚恳的长信，他得以加入。
接下来找选题了，他在《三湘都市报》看到一篇新闻，讲的是湘西溆浦一个被扔在镇公所的弃婴被9个结拜的社会青年收养，而他们原本游手好闲的人生也从此被改变。他和节目组下到农村去探访。原本是个逻辑并不复杂的社会选题，但马东看到了更深的东西。「这个话题再往下的第二层，是我们的福利院制度。福利院其实是财政拨款，就导致没有钱，又面临着它自己怎么生存的问题。」
做这期节目时，马东也获得了一个体会，「有些事情是没法聊的。」关于福利院的讨论如果继续深入，会涉及外国人对弃婴的领养，这可能引起更大争议，某些人视其为买卖。节目虽有涉及，但无法展开。
「这种话题往往会帮你去更深地看到这个社会的基层的毛细血管里面的那些细微像素，是你不能理解的困境，你完全可以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说坚决不能这样，但是并不解决问题。在那种细微处，没有对错，也没有价值观，或者说所谓的道德优越感是没用的。」马东说。
最终，谭群这一组的方案得到了台里采纳，马东成为《有话好说》的主持人，《一个女婴和她的九个父亲》也成了节目第一期。后来，类似的选题做了很多。一个在国外生活多年的人，为什么要下到农村，为什么关心制度？马东说，这是一个自然的选择，在澳洲期间，他每天看新闻，并与周围人进行深入讨论，关注中国的发展、权力结构与社会问题，「这一定是我感兴趣的东西」。
这样的自剖总是转瞬即逝。在之后《人物》的采访中，马东部分推翻了这一说法，「不是因为我有多大的兴趣。因为我的视野和我的积累导致我在湖南的这些同事面前，其实能给一个更加新奇的角度，你怎么这么想这个事儿，不过挺有意思的。」他将其解释为「正向奖励」，推动他继续做下去。
王骏和马东成了朋友。做完节目后，几个要好的同事经常搭上马东的那辆车门吱呀响的破桑塔纳，去橘子洲头吃夜宵，有时还会在高速公路飚上一段。王骏感到，马东完全没有相声世家的那种范儿，说话做事都是很新潮的人。
如今，轻狂的痕迹已经在马东身上完全消退。但王骏说，当年共事时，他偶尔能感受到马东的锋芒。对于他想做的事，他表现出极大的渴望，「他可以跟总导演吵，他可以到制片人面前非常鲜明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作为主持人，马东与总导演时有分歧，「对选题的认识我更激进。比如说我会更愿意去做那些价值冲突更强的节目，而不是温情的，表达方式上我也更愿意让他们在现场打起来。」马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