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增：中国对日索赔第一人，连续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4)

童增展示受害者来信
联系童增的这些人，有少数是知识分子甚至是退休官员，其他大多数人则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
他们满面风霜，衣衫褴褛，几十年来将苦难深藏心底，无处可诉。对于他们来说，童增仿佛是“救世主”一般的存在。
可他们未必知道，困难与压力伴随着名气接踵而来，正排山倒海般地压向童增。
对于民间索赔，国家不可能从官方层面给予明确回应与支持，童增只能寻求民间帮助。
为提高影响力，他托人找到张学良先生，希望他能在“万言书”上签名，毕竟“九·一八”事变影响和改变了他的一生。
不想张学良却拒绝了。
张学良平静地对来访者说：“转给我的信我知道了，但不会签名。”

晚年张学良
为何不能签名？童增不理解，或许先生有自己无法言说的理由，或许他年岁已高又久离大陆，对世事变得淡泊了。
但童增认为，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刻进骨子里的东西是无法忘记的，起码对于他来说是这样。
得不到名人支持，坏消息却接踵而至。
除了对日索赔困难重重，童增自己的家庭和工作也亮起了红灯。
因为大部分精力放到了对日索赔上，众多来访、来信对单位造成很大的影响，童增被迫辞去老龄委的工作。妻子也无法继续忍受童增偏离轨道，不顾家庭的“疯狂”状态，向童增提出了离婚。
失去了工作和家庭，童增面临着“一无所有”的境地。他索性开始经商，通过公司的运转来维持索赔所需要的各种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