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跨性别女孩遭遇“性别扭转治疗”：被母亲送去注射、电击、循环羞辱(3)

趁大人们不注意，朱亦用手机向朋友发了求助信息，朋友为她发布了求助微博。
从下午到夜幕降临，朱亦在医生的羞辱、威胁和恐吓中度过。当晚，母亲在医院旁边的宾馆开了一个套间，安排朱亦和一个“壮汉”同住一个房间。次日，求助微博的转发数达到4000多次，警察和当地的社工志愿者找上了门。宾馆不再让他们住进来，中医院也拒绝了朱亦母亲继续治疗的请求。
母亲和“姐姐”们
“朱亦妈妈的情况算是（跨儿家长中）很少见的。”北京回龙观医院主任医师、性心理学家邸晓兰告诉《中国慈善家》，她曾在今年6月接诊过朱亦，并劝说朱亦母亲接纳孩子的性别认同。在她的接诊经验中，一部分家长在受引导、劝说后能够理解、支持孩子，还有一部分家长会选择回避问题、不加谈论，但强制孩子进行性别认同扭转的只是少数。
邸晓兰说，自2018年回龙观医院设立两性心理门诊以来，她每年接诊跨性别者约有100位，年龄主要分布在18至30岁。
作为从业三十余年的性心理学家，邸晓兰认为，比起二十年前，如今跨性别者的自我接纳情况好了许多，同龄人也相对能够理解，“主要的问题在于家长”。
2019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两位学者在美国《家庭心理学报》发表的文章指出，相比于社区和朋友的支持，来自家庭的支持更能够显著改善跨性别者的心理健康，尤其是对于降低跨性别者抑郁和自杀的风险尤为有效。
与之相对的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发布的《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显示，家庭中的歧视发生率最高，其次是学校。在28454份有效问卷中，超过一半的性少数受访者表示他们曾由于自己的性倾向、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而被家人不公平对待或歧视。《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况调查》表明，1640位可能或确定被父母或监护人知道身份的受访者中，遭到“强制进行扭转治疗”的比例为11.9%。
比起母亲，朱亦感觉到“姐姐”更像自己的家人。“姐姐”和朱亦一样也是一位跨性别女性。她们在网络上结识，朱亦今年离家出走，投奔的就是“姐姐”所在的城市。
在同住的两个月里，“姐姐”每天晚上都会摸着朱亦的头，温柔地鼓励她。朱亦自小有说话口吃的毛病，特别是在母亲面前。而和“姐姐”相处的过程中，这个毛病同抑郁情绪一起神奇地减缓了。
帮助朱亦的不只一个“姐姐”。核桃是LGBT公益组织北京同志中心跨性别部门下“个案小组”的负责人。今年4月，通过微博得知朱亦被迫接受“扭转治疗”之后，她迅速集结了十几个跨性别社群的伙伴，商讨如何“救出”朱亦，并协同另一家LGBT公益组织“同语”以及朱亦家乡当地的社工组织一起达成了目标。在那之后，“个案小组”长期为朱亦提供法律援助、连续陪伴、自杀干预、家长科普教育等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