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盲流”正名为“农民工”

“民工潮”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但据考证，在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晚清工业化初期，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就有记载：“中国工人伙多，有用之不竭之势。……上海如此，他处尤为便宜，盖该口工价已较内地丰厚，致远方男女来谋食者日繁有徒，虽离家不计也。”估计，20年代未30年代初，离乡进城的农民至少有1
建国以后，城乡分治，即使推进工业化，也很少向农村招工。相反，城市的劳动力还不能自行消化，于是有不止一次的动员市民“上山下乡”，特别是对知识青年即新生劳动力。但是，由于存在二元结构，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明显地好于农民，在农村出现了“跳出农（龙）门交好运”的呼声和期望。到80年代，除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就地转移部分农民，叫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外，不能阻挡越来越多的农民，迫于生计，自发地进入城市谋生、找出路。
对这部分人，开始称“盲流”，即“盲目流入城市”，在取缔之列。已是新世纪的2001年，《华西都市报》有一条新闻，标题就是《围剿盲流》，说的是成都市公安局调集数千民警、武警等，对城区和周边地区治安复杂地段进行清剿（注：不加引号），抓获一批外地盲流人员。他们多数是来自农村的民工，如有一个来自井研县的农民，用两轮摩托违章载客，收费5元，处罚10元。
不久，“盲流”的名词逐步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民工潮”。这是指在每年春节前后，进城打工者回农村去过年并在过了年后再出来的高潮，也指民工越来越多，成千上万，势如潮涌。对“民工潮”的报道，大家记忆犹新，学者们的论述也多。如上面的引文，就指出：民工潮首先是由于农业负增长，是土地与人口关系比例不协调的结果，还是“城乡综合症”恶性循环的结果。在此前后，“农民工”的称呼出现，并比“民工潮”更规范，就约定俗成了。但是，在一般的字典和《辞源》上对“民工”有说法，不全适用于农民工，而对“农民工”来不及给以确切的诠释。望文生义又会有不同理解：是农民来做工呢，还是来自农村的民工？或者兼而有之：一是没有完全摆脱农民的身份，二是开始有了民工的社会职业。落脚到工，不是说已经变成了工人，而是仅在打工，具体说是临时工、合同工甚至什么工种都不是，有什么事干就干什么，处于流离和不确定状态。
这是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职业和社会身份。有时简称“民工”，拿掉“农”字，不很确切。
农民工不是少数，在人口总数中不止一个零头。据报道，本世纪之初约七八千万人，后来有个统计是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