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题材影片的出现，对香港电影界有何影响？(4)

《法外情》中的被告刘慧兰是一名街边女；其同类后作《法中情》的凌祖儿也是被霸凌至崩溃的模特；
而《法内情》与《法内情大结局》则延续了《法外情》的人物设置，继续以妓女刘慧兰为主角，这种弱势被告的身份设置一方面在法律之下为故事蒙上悲情色彩，另一方面则显现出电影对底层女性的同情与理解。

最后，《法外情》将案件推向情法冲突，将叙事矛盾指向了情感与法律的博弈，偏向人物的情感表达。中国自古以“天理”“国法”“人情”作为世人行为的审视序列，这种观念也也决定了尽管香港法庭片里的律师包括检察官、法官、警察等在内的司法从业者跟好莱坞法庭片中人物有类似的特征，但是在案件审理过程及最终判决等方面还是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香港法庭则将“人情”与“国法”并置，有时甚至超越“国法”，成为悲情或苦情的表征。

《法外情》在最终庭审时刻，控方律师请来孤儿院院长玛利亚修女证实刘慧兰与刘志鹏之间的母女关系，从而使其适用于律师与罪犯不得有亲属或血缘关系这一律例。修女深知一旦说出实情便会使刘慧兰万劫不复，因此违背教义做了伪证。
从法律层面而言，这一举动实属违法行为，但影片将修女做伪证的初衷建立在洗去刘慧兰冤屈的目的之上便显得合情合理，也使重情主义得到确证——在情与法的较量中，情感的正义突破了宗教的戒律，同时也战胜了严苛的法律，满足了观众对剧中人物命运走向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