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悍记》莎士比亚(2)

《驯悍记》的故事背景约为16世纪的英国。伊丽莎白时代，法律没有针对妇女地位的专门条款，但从婚姻、继承权等条款中可以揣测出妇女的社会地位。女性在婚前是父亲的棋子，若女性没有足够体面的嫁妆，就会被鼓励进修道院，成婚后女性便成为丈夫的财产。妻子被视为男人的私有财产，自然与丈夫不能形成对等关系。女性的重要使命就是嫁个好丈夫，因此，父母们不惜花费高昂的学费送女儿去学习舞蹈、交际礼节、精美的针线活，以及厨艺和家务等技能。女人为了突出细长的腰身，将木片、鲸骨或者金属制成的撑架紧紧地绑缚在自己的身上。由于撑架的束缚，许多女人在交际场合呼吸急促，脸部发红，这些"娇嗔嫩喘"的状态，正是刺激男人的因素。丈夫是妻子要绝对服从的主人，女性作为"第二性"或"他者"，被排斥在男性中心社会之外。男人们在外喝酒狂欢，追逐名利和女人，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社交时尚。
女人却只能"嫁鸡随鸡，夫唱妇随"，不允许有一点"出格"、"出轨"。
《驯悍记》取材于古代苏格兰民谣《一张马皮裹悍妻》，继承了宣扬大男子主义的历史背景及驯悍文学传统，"男尊女卑"的历史现实，使作者不自觉地从男性视角维护自己的话语权。莎士比亚对残暴虐待女性的故事进行了大改动，嬉笑怒骂取代了极端场面。

《驯悍记》表现了彼特鲁乔改造凯瑟琳娜的"胜利"，实际上体现了男权思想的专制蛮横和对女性地位的剥削。按照作品中男性地位的规范，女性从出生开始就决定了悲惨结局，在父亲和丈夫的男权压迫下，让凯瑟琳娜失去地位和意识，表现了女性在男权思想夹缝中难以生存的现状。
《驯悍记》戏剧一开始，莎士比亚就点明贵族老爷打算通过戏弄斯赖逗逗乐，给斯赖安排的妻子是男性假扮的，而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女性演员都是男性伶人扮演的，这似乎是在暗示凯瑟琳娜和贝恩卡所表达的并不是女性真实的想法，因为"她（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女性。借助"戏中戏"的艺术手法，作者暗示接下来的内容不过是一场虚幻。看似荒诞的闹剧中，在凯瑟琳娜的掩护下，贝恩卡对父权和夫权的反抗容易被人们所忽视，莎士比亚正是通过这一明一暗的女斗士的性格，突转实现了对封建伦理保护伞下的父权与夫权的嘲弄和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