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做一个比较清醒的写作者(4)

家里有些藏书，但家里人不希望我看。其实也不算藏书，这里扔一本，那里扔一本，没有正儿八经的书架。我爸爸给我开的书目都是《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传》《小二黑结婚》《骆驼祥子》。我爸爸是老舍的忠实读者，他最喜欢的三个作家，一个是老舍，另一个是赵树理，还有一个就是周立波。事实证明，这三人都是非常好的作家。我爸爸毕业于新乡师专，学的也是中文。他的鉴赏力，有时让我吃惊。他对莫言和韩少功很推崇，对叶兆言的《夜泊秦淮》也很喜欢。很多年前，他说毕飞宇的《玉米》写得好，他在杂志上看的，我没向他推荐过。几年前，他生病住院，我回去了，他在病床上看《望春风》，他说这是格非最好的小说，你应该看看。我从小受到祖父和父亲的影响，潜移默化。
张英：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为发展科学技术事业成立的。你爷爷后来的经历怎样？
李洱：当时延安有几所学校，一所是抗大，另一所是自然科学院，还有一所就是鲁艺。我爷爷弟兄四人，有三人去了延安，我爷爷是老三。这三人当年都上过师范，在那个年代算读书人，也都是热血青年。到延安后，老大，我叫大爷爷，去了延安兵工厂；老二，我叫二爷爷，在抗大；老三，我爷爷，在自然科学院。老大一直在延安，粉碎“四人帮”后才回来，已垂垂老矣。老二后来是开国大典的礼炮指挥员，开国少将，再后来是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老三终老于济源。第一次见到二爷爷，他说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我这辈子见过无数人，只见过一个数学天才，就是你爷爷。这个数学天才，后来的工作和数学倒是有点关系，生产队的会计。
张英：他怎么离开延安的？
李洱：当时去延安，相当于“通匪”。一家子，有三个“通匪”，那还了得？家里还有个老四，我叫四爷爷，父母不允许他读书，因为读了书就“通匪”了。伪政府三天两头来要人，打砸抢。父母就捎信，说病重，让他们回来。三个人到了黄河边，上船时，两个哥哥对弟弟说，这样吧，你先回去看看，有事我们再回去，没事你就赶紧回来。可一回到家，就被家人捆起来，走不成了。因为有脱离革命队伍的历史问题，我爸爸没能读高中，他在“文革”后才读了新乡师专的大专班。
张英：他有点像格非小说《边缘》里的仲月楼，神秘高深。
李洱：有点像。关于我爷爷，我还没写过，只在一些随笔中提到。原因很简单，担心影响家族团结。我们是大家族，与共和国的命运紧紧地扯在一起。这里面很多事情都不能深究。格非可以写仲月楼，因为与他的家族无关，没心理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