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做一个比较清醒的写作者(32)

在黄德海之前，他也派副主编钟红明来过。钟红明说，什么时候交稿，程永新已经不高兴了。不交稿，不吃你的饭。我生拉硬拽，才把她拉到食堂。他派黄德海来，是因为黄德海做过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文学馆与他就职的《上海文化》有过多次合作，还有一些共同的朋友，是理想的信使。
张英：程永新是用稿不疑，疑稿不用啊。
李洱：遇到这样的编辑，是作者之幸。所以，我多次说过，文学史是作家、批评家、编辑家三驾马车相互作用的结果。还有读者。
张英：《应物兄》前后出场不下70位人物，以三代学院知识分子为主体，遍布政、商、学、媒体、市井和江湖，展现知识界与历史、与当下、与利益的各种复杂关系，是一幅当代知识者的浮世绘。
李洱：《应物兄》的写作难度，要远远大于《花腔》。倒不在于多写一个人，少写一个人，关键问题是你如何认识现实，如何处理现实，而且正在眼前发生。
张英：对你来说，写作一直是有难度、有挑战的，你的乐趣在哪？
李洱：总想写出别人没写过的，结构、故事、人物或主要手法，别人要没用过的。那是写作的乐趣，否则，会失去写作的动力。
张英：《应物兄》跟《论语》的结构有某种关系吧？
李洱：写《应物兄》，我确实受《论语》的影响比较大。《论语》可以用言谈来塑造孔子、孔门，《应物兄》为什么不能呢？《应物兄》围绕着知、言、行三者的关系展开，其中言谈占了很大篇幅。中国小说，一般写的是“行”，较少涉及“知”和“言”。在这方面，我自认为做了一些探索。我这样做，也包含着我的期许，就是知、言、行三者的统一。要做到，何其难。正因如此，才需要去探究，为什么会这么难？这对我们的文化、对知识分子的命运、对每个人、对孩子，都有什么影响？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它别那么难？
张英：你提到，应物兄正是感受到这种“难”而学会了说话的技巧。
李洱：这是理解应物兄这个人物的关键。应物兄熟练地掌握了一套腹语术。中国知识分子，当然不仅是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掌握了这套腹语术。它是知识的标签，是悲剧的因与果，是命运的罪与罚。但同时也是良知的酵母，希望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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