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5元旅店的女人们(9)

过了花甲之年，孙二娘的腰椎间盘突出和关节疼痛不再允许她接零活，她才停下来。她开始信佛，小屋里整日传出佛经的声音。
在10年前和记者聊天时，孙二娘提到自己的心愿，希望改造这个宿舍，把旧的床、褥子都换掉，墙要刷上那种淡淡的苹果绿，地上铺上光滑的瓷砖，养上几盆花——像真正的“女人的宿舍”。
这些心愿实际却难以实现。又10年过去，这间老房子的地板和墙壁变得愈加黢黑斑驳。她数着很多难处，“没有钱装修，也怕停业了有些人没地方去。”
她尝试做了一些改变。把被褥换了，附近小区的人搬家，被褥不要了都会送来宿舍，她会买来一些红色、粉色的布缝上被套。
她在窗台养上了花，向刘桂兰介绍每一盆的名字，刘桂兰记不住，瞅见其中一盆开了五朵，就介绍给其他姐妹，这叫“五朵金花”。

“把宿舍开到‘老得动不了’那一天”
虽然住在城市的中心，但事实上，这些女人从没有与这座城市真正相关。除了去打工的地点，她们几乎都待在宿舍附近，没有主动去过城里其他地方逛逛，“那有啥好看的。”
这座城市留给她们的回忆，都与打工相关。在吉林大街，她们为吉林市创建文明城市打扫过街道;吉林火车站新大厅，她们几年前做过保洁;附近最大的商场开业时她们接了“当客人”的活儿，那真是最好干的工作，进进出出就能挣钱。
2006年，吉林市电视台的记者戚小光来这间女子宿舍，拍摄了五年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就叫“女子宿舍”。
之后，又有多家媒体来进行了报道。
孙二娘没看过纪录片视频和关于宿舍的报道，她戴上眼镜，用小手电筒照着手机上的文章，一字一句读出来，“20多个女人，像沙丁鱼一样，抹布一样的床单……哈哈”。
“那时候大家确实也很苦。”她叹气。
但这些报道还是让这间宿舍得到了关注。有好心人给她们送来旧衣服，也有人坚持送一些常用药品和馒头。
年初，刘桂兰回了老家大儿子家过年，电视上放着疫情的新闻，她隔三差五给孙二娘打电话问能不能过来宿舍。
这是二十多年来，刘桂兰和儿女相聚最长的一段时间，她说，儿女孝顺，每日炕烧得暖暖的，但她总担心给他们添麻烦。到五月份，有姐妹打电话给她，疫情控制住了，她执意回了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