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真的存在吗？(6)

“人们首先会突然遇上某种出乎意料的可怕事情。他们确信死亡将会降临到他们的头上。然后他们会经历某种稚化的过程——在所处的地方像是回到孩童时期，没有允许就不能吃饭、说话，甚至上厕所。于是微小的善举也会迅速发展成给予生命的本能感激。人质对绑架者会产生一种本能原始而又十分强烈的积极情感。他们否认这个就是将自己置于如此境地的人。在他们眼中，绑架者就是让他们活下来的人。”
这个过程与在朝鲜战争中据传是由朝鲜对美国战俘使用的“洗脑”方法有相似之处。根据幸存者的证词，囚犯一开始会被折磨、剥夺睡眠与食物，以摧毁他们的意志。之后他们会被强迫完成一些小任务，像是送信或运送食物，从而在俘虏和俘获者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他们的任务慢慢变的与自己原本的世界观相悖，例如书写或广播反美言论，直到囚犯开始与俘获者的动机产生共鸣。
正如派翠西亚·赫斯特事件中发生的，囚犯为了生存，适应了他人的思考方式。
然而，尽管这一名词在流行文化中随处可见，真正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事件却十分稀少，并且许多精神科医生并不接受这个现象的存在。根据在纽约警察局从事人质谈判35年的休·麦高恩（Hugh McGowan）的说法：“我不太认为这个现象存在。有时在心理学领域，人们会寻找本不存在的理由和影响。斯德哥尔摩就是个特别的例子。它所发生的时间恰好是在我们开始看到更多人质事件的时期，或许人们只是不想拿走那个我们可能再次见到的东西。”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确不是一项正式的精神诊断，而且也并未出现在美国诊断与统计手册中，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或其他常用的诊断教材中也没有出现。根据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家珍妮弗·怀尔德（Jennifer Wild）所述，我们口中经常说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实际上可能是其他更为常见的心理学现象的混合，这些心理学现象通常在极端情景下出现：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家庭暴力，当某个人——通常是女性——产生对伴侣的依赖。她或许会感到同情而非愤怒。虐待儿童是另一个例子——当家长情感或肢体虐待他们的孩子，而孩子仍倾向于包庇自己的父母，对此闭口不言或用谎言相瞒。”
其他人则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概念本身就是性别歧视，鉴于几乎所有已报道的受害者都是女性。他们认为，这个标签在暗示着女性没有男性坚强，与绑架犯共情是一种天生软弱的表现。但美国记者丹尼尔·朗（Daniel Lang）为《纽约客》对诺马尔姆抢劫案参与者的采访却表明，这一观点忽略了人质-绑匪关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