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光不多，但可以借给你(2)

求助过金希的白燕（化名）今年大学毕业。她学心理学，刚在广西参加完教师资格证考试，通过了笔试、面试各项考核。
因新冠肺炎疫情，学校要求她在生源地重庆认定教师资格。白燕的视力只有0.02，但在她看来，视力不好并不代表自己不能胜任相关教学工作。就算去不了普通学校，她也愿意去盲校从事盲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据她所知，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就有5名盲人老师在教学岗位。
“学生时代还挺迷茫的，不知道未来能做什么，小时候喜欢音乐，但是老师告诉我这个梦想不现实。”白燕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和白燕一样因就业体检不合格来向金希咨询的人不少，其中最知名的，是浙江省第一个用盲文参加普通高考的郑荣权。2019年，郑荣权报考南京盲校的教师岗位，笔试面试都高分通过，卡在体检环节。通过朋友介绍，郑荣权曾拨通金希的电话咨询他的建议。
金希从未在盲校就读。上学时，他支棱着耳朵听老师讲的每个字，生怕漏掉一句话。对他来说，黑板上的字起初很模糊，眯起眼才能辨认。到了高中，书本上的文字成了一只只小蚂蚁，在光团里爬来爬去，他趴在桌上也看不清了。写作业时他得把脸贴到纸上，常常蹭得满脸墨迹。
视力用了十五六年彻底远离他，最终只剩一团微弱的光。但这没能成为他的障碍，他上学、备考、读研、当律师。
他记得小时候，有时实在看不清板书，就请老师再念一遍。同桌也会帮他，给他念字，他“感谢老师和同学们”。
每逢考试，他随身携带放大镜。中考时他一边举着放大镜，一边涂答题卡，监考老师主动过来帮他涂。
“当时我觉得非常感动。”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在那个时代，其实人们还没有所谓的‘合理便利’这种权利的理念，只是基于非常朴素的、人性当中的正义感，能够作出这样的选择。保障残障人士权利的制度，建立还需要时间，但是建立这种制度的人性的基础，是一直存在的。”
如今在中国，视障考生可以使用大字号试卷和答题卡，允许携带盲文笔、盲文打字机、光学放大镜等辅助器具或设备。
2007年6月，金希坐在单独的高考考场里，监考老师帮他读题。
整张英语试卷对他来说都相当于听力，数学几乎全仰仗心算。尽管他平时成绩很好，仍然紧张到冒汗。接近全盲的他用尺子卡住答题纸，一行一行写下自己根本看不清楚的答案，生怕“重叠或串行”。
他最终被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法律系录取，两年后通过宁波大学“2 2”考试，转入宁波大学法学院。2010年，他以专人读题的方式参加司法考试，拿到441的高分并通过，同年作为全年级第一，被保送成为宁波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如今，他还在求学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