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七夕，一起来听他们的爱情故事(5)

▲ 年轻时的杜近芳和吴葆桢
我这个人一贯比较独立，追求自由，也追求经济独立。我与“官人”吴葆桢新婚置办的家具很简单。衣柜、书柜是他的东西，梳妆台和床是我的，床是从美国带回来的。不过我家“官人”不愿意睡软床，我们住四合院的时候，他在我床边搭了一张木头小床。
结婚以后，我体会到了“新婚燕尔，如胶似漆”的含义。结婚前我比较独立，结婚以后我变得不一样了。还记得1970年云南大地震时，他去前方救援，我在家担心得睡不着觉，晚上只能吃了安眠药抱着脑袋睡。他从废墟里一身破烂地回来后，我不用吃安眠药就呼呼地睡着了，他安全回来，我心里踏实了。
我和他都是工作狂，但我们彼此都把对方放在心里。他看的戏多，也愿意给我讲。他说：“我给你讲讲《摘缨会》。”我说：“你尽找我不懂的。”他就耐心地给我讲这个故事，这让我觉得他好似我的一位老师。如果我晚上演戏，他会专门为我准备吃的，留着我回来吃。记得有一次，我晚上演戏回来饿了，我家“官人”就给我准备了热汤面和羊肉。他跟我说：“羊肉是明天吃的，先搁着，你先吃碗热汤面。”结果我吃了热汤面，又试着吃羊肉，吃着吃着就吃没了。那晚，我不敢睡觉，在院子里溜达，吃了两斤羊肉呢。
在事业上，我们一直相互扶持。他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以后，进入协和医院工作，待过几个科室。最后，妇产科主任林巧稚给他分到妇科接她的班。有一天，我看他坐在那儿老是不说话，就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我这工作没法做，林大夫把我分到妇科。”我想，妇科不但工作强度大，与妇女打交道还耗时费力，或许是看他身体好才这么分配的。我就宽他的心，让他放心去工作。
我们互相尊重，绝不会随便进对方工作的屋子，也不会随便拆对方的信件、拿对方的东西。各自做的事，除非主动说，对方不能随便问。比如，在结婚前我请周恩来总理审查他成分的事，结婚以后我才告诉他。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他早就加入共产党了。
1991年8月份，我家“官人”倒下了，确诊了肺癌。他虽然是医生，但从来不体检，冬天只穿一条牛仔裤，给他做的棉坎肩儿都不穿，羽绒服就披在身上。做手术压力大，为了缓解情绪，他抽烟多，看病、做手术的时候不能抽烟，写文章、搞科研的时候就猛抽。林巧稚曾带我到他的办公室，我看到他的香炉里全是烟屁股。我建议他：“你能不能买点儿好烟，少抽点儿？”他却宁愿买不好的烟多抽。
确诊后，他在协和医院的铁哥们和学生组成了一个医疗小组给他做手术。做完手术，大夫跟我说：“看来是晚了，肿瘤比鸡蛋小，但比鸽子蛋还大。”手术后，我和他的一个学生倒班照顾他。我值晚班，白天要给他做饭。但凡他想吃的，我都尽力满足他，就这样过了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