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立的地方(14)

那天夜里，绝望的杨祥国避开人，在营区伏地长跪。
在写过的那些遗书里，他不停地对每个人说抱歉。“一辈子都抱歉不完了。很多责任你没有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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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父亲并不希望杨祥国当兵。这个贫苦的农家子弟参加过高考，只考上了大专。父母送他去复读，指望他考入好的大学，改变命运。他那时是个平凡的、给人“乖巧”印象的孩子。
复读一个多月后，他听到年度征兵的消息，打算去报名。在中国1998年的罕见洪灾中，解放军的救灾表现令他印象深刻。虽然父母反对，他找到了支持者——他的叔公在西藏当过兵，在镇上工作，“说话有影响力”。他成为家族里第二个穿军装的人，也分到了西藏。
命运跟他开了个玩笑。到西藏后，他先是在一个兵站集结休整，与多数初到高海拔地区的人一样，见识了难熬的高原反应。一个凌晨，军车把这些新兵送到不同目的地。他迷迷糊糊上错了车。车上中途点名，发现名单里没这个人，而他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后来，部队干脆把他的档案转了过来。
他就这样到了这里。中国正在经历势不可挡的城市化，但像他这样的人朝着一个相反的方向，走到了国家的末梢，让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暂时阻隔了人生其他的可能性。
从40年前的改革开放开始，这个国家发生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几亿人从农村迁居到城市。得益于经济的起飞，这些人比前人吃的苦头更少而拥有的人生选择更多，这对征兵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余刚记得，当年他参军前，母亲对他提出的第一条希望是争取在部队留下，“能从穿胶鞋的换成穿皮鞋的更好”。
“我们那个时候，想尽一切办法要留在这里。现在国家条件好了，出去打工也不是很差的出路。”
2011年，中国修改了《兵役法》，考虑因素之一就是不少适龄者优先选择升学和就业，“兵员文化素质在低层次上徘徊”。有关服役年龄、大学生参军方面的条款都作了修改。
自那以后，陇这个地方迎来的大学生日益增多，以前连读过高中的人都少见。年龄放宽后，生于2000年的一代人于2017年开始抵达，2000年12月出生的匡扬武是其中之一。
匡扬武原本要去开挖掘机，像他一样，大多数人原本已经或即将坐在“世界工厂”的不同工位上，从这支驻军的构成就能看到分工。他们大都出身于农村或小镇，但已告别农业。他们在饮料厂打工，在电子厂打工，在小餐馆打工。刘东洋短暂地当过护士，唐银学了半年汽车维修，从内地部队转来的刘佳在大专学过几个月的“机电一体化”，一个叫谢厚毅的中专毕业生说，自己本来有很大可能去城里那些正在装修的高楼里做水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