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我们仨》(11)

我只在阿圆和我分别时郑重叮嘱，晚上早些睡，勿磨蹭到老晚。阿圆说：“妈妈，梦想为劳，想累了要梦魇的。”去年爸爸动手术，她颈椎痛，老梦魇，现在好了。她说：“妈妈总是性急，咱们只能乖乖地顺着道儿走。”
可是我常想和阿圆设法把钟书驮下船溜回家去。这怎么可能呢！
我的梦不复轻灵，我梦得很劳累，梦都沉重得很。我变了梦，看阿圆忙这忙那，看她吃着晚饭，还有电话打扰，有一次还有两个学生老晚来找她。我看见女婿在我家厨房里，烧开了水，壶上烤着个膏药，揭开了，给阿圆贴在颈后。都是真的吗？她又颈椎痛吗？我不敢当作真事告诉钟书。好在他都不问。
堤上的杨柳开始黄落，渐渐地落成一棵棵秃柳。我每天在驿道上一脚一脚走，带着自己的影子，踏着落叶。
有一个星期天，三人在船上团聚。钟书已经没有精力半坐半躺，他只平躺着。我发现他的假牙不知几时起已不见了。他日见消瘦，好像老不吃饭的。我摸摸他的脑门子，有点热辣辣的。我摸摸阿圆的脑门子，两人都热辣辣的，我用自己的脑门子去试，他们都是热的。阿圆笑说：“妈妈有点凉，不是我们热。”
可是下一天我看见钟书手背上有一块青紫，好像是用了吊针，皮下流了血。他眼睛也张不开，只捏捏我的手。我握着他的手，他就沉沉地睡，直到太阳照进前舱。他时间观念特强，总会及时睁开眼睛。他向我点点头。我说：“好好睡，明天见。”
他只说：“回去吧。”
阿圆算得很准，她总是到近处的客栈来找我。每星期都来看爸爸，出了几次出差，到厦门，到昆明，到重庆。我总记着她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刻。她出差时，我梦也不做，借此休息。钟书上过几次吊针，体温又正常，精神又稍好，我们同在船上谈说阿圆。
我说“她真是‘强爹娘，胜祖宗’。你开会发言还能对付，我每逢开会需要发言，总吓得心怦怦跳，一句也不会说。阿圆呢，总有她独到的见解，也敢说。那几个会，她还是主持人。”
钟书叹口气说：“咱们的圆圆时可造之才材，可是……”
阿圆每次回来，总有许多趣事讲给我们听，填满了我不做梦留下的空白。我们经常在船上相聚，她的额头和钟书的一样热烘烘，她也常常空声空气的咳嗽。我担心说：“你该去看看病，你‘打的’去‘打的’回。”她说，看过病了，是慢性支气管炎。
她笑着讲她挎着个大书包挤车，同车的一人嫌她，对她说：“大妈，您怎么还不退休？”我说：“挤车来往费时间，时间不是金钱，时间是生命，记着。你来往都‘打的’。”阿圆说：“‘打的’常给堵死在街上，前不能前，退不能退，还不如公交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