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我们仨》(5)

“古驿道？”我皱着眉头摸不着头脑。
“是啊，妈妈，我从头讲给你听。爸爸是报到以后抢时间打来的电话，说是他们都得到什么大会堂开会，交通工具各式各样，有飞机，后火车，有小汽车，有长途汽车等等，机票、车票都抢空了，爸爸说，他们要抢早到会，坐在头排，让他们抢去吧，他随便。他选了没人要的一条水道，坐船。爸爸一字一字交待得很清楚，说是”古驿道”。那个办事处窗口的人说：”这会儿下班了，下午来吧。”其实离下班还不到五分钟呢，他说下午二时办公。我不敢走远，近处也没有买吃的地方。我就在窗根儿底下找个地方坐等，直等到两点十七八分，那人才打开窗口，看见我在原地等着，倒也有些抱歉。他说：”你是家属吗？家属只限至亲。”所以家属只你我两个。他给了那边客栈的地址，让咱们到那边去办手续。怎么办，他都细细告诉我了。”
阿圆说：“今天来不及到那边儿去办手续了，肯定又下班了。妈妈，你急也没用，咱们只好等明天了。”
我热了些肉汤让阿圆先点点饥，自己也喝了两口。我问：“”那边”在哪儿？”
阿圆说：“我记着呢。还有罗罗嗦嗦许多事，反正我这儿都记下了。”她给我看看自己皮包里的笔记本。她说：“咱们还得把现款和银行存单都带上，因为手续一次办完，有余退还，不足呢，半路上不能补办手续。”
我觉得更像绑架案了，只是没敢说，因为阿圆从不糊涂。我重新热了做好的饭，两人食而不知其味地把午饭、晚饭并作一顿吃。
我疑疑惑惑地问：“办多长的手续呀？带多少行李呢？”
阿圆说：“洗换的衣服带两件，日用的东西那边客栈里都有，有了钱就行，要什么都有。”她约略把她记下的罗罗嗦嗦事告诉我，我不甚经心地听着。
阿圆一再对我说：“娘，不要愁，有我呢。咱们明天就能见到爸爸了。”
我无奈说：“我怕爸爸要急坏了——他居然也知道打个电话。也多亏是你接的。我哪里记得清。我现在出门，路都不认识了，车也不会乘了，十足的饭桶了。”
阿圆缩着脖子做了个鬼脸说：“妈妈这只饭桶里，只有几颗米粒儿一勺汤。”我给她说得笑了。她安慰我说：“反正不要紧，我把你安顿在客栈里，你不用认路，不用乘车。我只能来来往往，因为我得上课。”
阿圆细细地看她的笔记本。我收拾了一个小小的手提包，也理出所有的存单，现款留给阿圆。
第二天早餐后，阿圆为我提了手提包，肩上挂着自己的皮包，两人乘一辆出租车，到了老远的一个公交车站。她提着包，护着我，挤上公交车，又走了好老远的路。下车在荒僻的路上又走了一小段路，之间路旁有旧木板做成的一个大牌子，牌子上是小篆体的三个大字：“古驿道”。下面有许多行小字，我没带眼镜，模模糊糊看到几个似曾见过的地名，如灞陵道，咸阳道等。阿圆眼快，把手一点说：“到了，就是这里。妈妈，你只管找号头，311，就是爸爸的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