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辞世！一文读透金庸：他的人生比小说更精彩(25)

对于中国的处境，“韦小宝作风”还是少一点为妙。作为小说家来说，金庸本不必承担笔下人物的教化功能。当年回答论难时所理直气壮地坚持的“艺术主要是求美、求感动人，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明辨是非”，到了他晚年，看来已经有所修正和改变。后来他封笔多年之后，号召青少年要做郭靖、令狐冲，不要做韦小宝，则更是以说教代小说，作为文化名流，这样的号召本无可厚非，但是身为人物的创造者，还要做出这样的号召，就不免显得虚弱无力，顾盼踌躇了。这其实是武侠小说长期面临的一个质疑：武侠是不是在“诲淫诲盗”？武侠小说自出生始，是否要为其中的负面因素负责？读者接受作品中的什么，跟作者是否有关？当金庸是个商业性作者的时候，他可以完全不顾及这些，只在意自己的创作艺术；但是，当他一旦成为社会名流，被尊为武侠大宗师之时呢，他是否会改弦更张，皈依“正”途？
我们无法猜测金庸当时和如今的想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金庸的名望日重，他开始将他本来所轻视的武侠创作当作正经文学来对待，或者至少，尽管他仍对通俗小说这种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轻视，认为武伙小说本身“算不了什么”，却也在试图使“金氏武侠”成为超越于其他各家武侠小说的存在。1972年底，金庸宣布：“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鹿鼎记》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然后，金庸用了十年的时间，精心修改每一部作品，逐次出版。在武侠之外，金庸对于“历史”和“学识”非常执著。当年《金庸梁羽生合论》批评他在文史修养方面的不足，金庸当时并未正面回答，但是修订的时候，他便十分在意。《书剑恩仇录》中的回目被重新写过，而《神雕》中黄蓉唱曲的部分，虽未删除，却多加注释解说。《倚天》等作品的回目，用诗词加以重新写过，而金庸对于历史考据的癖好和为此加上的许多注释，则几乎到了令人诟病的地步，如《鹿鼎记》中，对于人物形象完全虚构的建宁公主实有其人的考证，就颇不必要。
但是，另一方面，小说中的历史感的增加，对小说的艺术水平有所补益，例如《碧血剑》中加入大篇幅关于历史的思考，成为《碧血剑》的重要艺术价值所在。而李自成纵兵入都，李岩蒙冤身死之事，写得尤为沉痛，常被认为是《碧血剑》一书中最精彩的段落之一。除去删掉《天龙八部》中倪匡代写的文字外，在情节和人物上，金庸也做了相当大的改动。一种是对于过于离奇的情节的删减，如《倚天屠龙记》中的“玉面火猴”，《射雕英雄传》中的“捕捉血鸟”、“蛙蛤大战”。另外一种是对于故事发展因果和人物行为的再解释和再叙述。如《书剑恩仇录》铁胆庄周仲英杀子一事，由原来的小儿周英杰受千里镜诱惑告密，周仲英为义亲手杀子，改为周英杰被激失言，周仲英一怒之下误杀亲子。旧版中这个情节，与梅里美的小说中某情节很相似，金庸或许是因为此原因才将它改去；但是这样一改，固然消减了原来的残忍可怕色彩，但是也使这个情节失去了原来的冲击力，显得颇为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