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阅读的高点击量作品《另一个欧洲》，倾注了作者的心血发人深省！(2)

民主与自由是好的，但必须与法律和国家利益协调一致，在法律秩序中进行。处死苏格拉底不是雅典民主的错，而是雅典法制的错，雅典民主毕竟使雅典人免除了斯巴达的暴政，但雅典法制却没有保障私人空间与少数人的权益，而是用公共权力破坏个人自由。不保障个人自由的社会，不管民主还是专制，都不是一个好社会。缺乏知识与道德素养的多数人执政的民主，只能视为少数野心家、阴谋家操纵愚弄的工具。
自由是个陷害希腊人的神话。希腊历史上的种种灾难，似乎都与无法处理好自由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一个过分崇尚个人自由的民族无法缔造一个强大的国家，国家的失败也必将导致个人的奴役。希腊历史不乏这方面的教训，而这一次经济危机迟迟无法解决，深层原因就在于希腊的政治现实与文化传统。法律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缔结的神圣关系，希腊经济危机需要在这种神圣关系下，政府与人民“共赴国难”。
希腊人是否应该反思自身的“自由”传统？法律的根本意义就是给社会一种安全感、正义感，如果法律给社会造成恐慌与邪恶，那么这种法律就是罪恶！在健全的社会中，法律与民主之间应该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民主的意义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保护少数人的自由。民主必须首先保证正义，正义的依据是理性，而不是激情狂热。民主容易被民众的激情所左右，法律必须保证所有人的自由，尤其是少数人的自由。法律具有保守性，它的职责是维护社会公正。
绝对的自由可能造成地狱，绝对的民主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1805～1859）曾在书中这样论证法律与民主的关系：“当美国人民任其激情发作，陶醉于理想而忘形时，会感到法学家对他们施有一种无形的约束，使他们冷静和安定下来。法学家秘而不宣地用他们的贵族习性去对抗民主的本能，用他们对古老事物的尊崇去对抗民主对新鲜事物的热爱，用他们的谨慎观点去对抗民主的好大喜功，用他们对规范的爱好去对抗民主对制度的轻视，用他们处事沉着的习惯去对抗民主的急躁。法院是法学界对付民主的最醒目的工具。”
自由是双面斧，不能否定其正面意义，也不能否定其负面意义。在希腊历史与现实中，我们作为教训，更多需要关注自由与民主呈现出的负面意义。希腊人作为个人是勇敢的，因为他们战斗是为了捍卫个人的自由，不自由毋宁死，在公元前480年发生的温泉关300斯巴达勇士抗击波斯人的故事中，希腊人的自由与勇敢被表述得非常透彻。但作为一个国家，希腊似乎并不自由与勇敢，从某种程度上说，希腊的历史就是不断被奴役、被征服的历史。如何理解自由与民主对希腊历史的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