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公平正义看得见——新书《刑事检察官之真凶》创作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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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司法工作者比喻成“燃灯人”，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检察官、法官作为司法工作者，应该是一盏灯，一把火炬，将公平正义的光辉照进民众心里的阴暗角落，让公平正义看得见——虽然偶有迟到，但最终会到来，这无疑给无助者以光明，给罪恶者以救赎。
优秀检察官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同理心。他们透过大量的卷宗、证据材料，对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对证人和当事人的调查，努力还原案件的真相——一方面，要找寻被告人犯罪的动机，尤其是被告人走到成为囚徒的各种原因，有针对性地教育被告人，也为预防同类犯罪再次发生提供必要的警醒和参考；另一方面，他们还很较真，必须尽可能搜集被告人罪轻罪重的各种情节，并如实提供给法庭，这是作为检察官必须承担的“客观性义务”。这就与律师、警察等法律人的职业角色要求有很大的不同。
这种同理心，这种办案较真的精神，从大量检察官身上都可以找到，譬如我的前同事、市检一分院检察官张荣革。关于张荣革，我曾写过一篇几万字的报告文学《无悔青春志》，讲述其从一个“法律学徒”成长为一位优秀检察官的经历。也曾将其办过的部分有意思的案子写成一本书，书名叫《命案指控》。很遗憾，我的工作几经变化，这本书始终没有修改完毕。但其办理的“田玉绿灭门案”、“小四川被杀案”，我把写成了电影剧本。其中，《身份疑云》已经拍成了电影，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其素材原型就来源于“田玉绿灭门案”。我的朋友、《劳动午报》的记者张展还将此故事写成了一部八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京东恩仇录》，在《劳动午报》上连载。当然，电影不是张荣革办理田玉绿案的纪实叙述，而是在遵守电影创作规律的基础上，对素材进行了升华、提炼，融入了其他案件和一些现实时代元素，融入了编剧对这起案件的深入思考。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京东恩仇录》和《身份疑云》是不同体裁，影响面也不同，但无疑都是传播法治文化精神的有益尝试。
写作检察官题材的文学作品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检察官的忠诚和担当，坚守和执着，无私和无畏，纠结和焦虑，爱恨忧喜……通过他们办理的一个个案件得以展现。
再回到一个话题：为何要写这些检察官呢？
2008年是检察机关恢复重建30周年，我们单位搞了一个座谈会，请了很多退休的老同志来参加，其中一位便是刘奇光老人。老人是离休干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山东跟小日本拼过刺刀，干掉了七八个日本鬼子。就是这位传奇色彩的老人，1978年之后，做过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处长、副检察长，直到退休。这次持续三年的疫情中——2022年3月22日，老人走了，享年101岁，没有追悼会，就这样离开了。单位也就是发了一个不足百字的“讣告”。像刘奇光这样的老人还有很多，他们曾经是检察机关乃至共和国的传奇，遗憾的是：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故事？甚至，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