脖子挂听诊器的小伙朗读，左边老太太似听非听，年轻女人表情严厉(2)

“嗳，那三千块，东西可多!十二盒金视丸，一个红外理疗仪，还有保健足疗桶……人家全都打折的。”徐医生满脸怡然，假牙雪白，“这小伙子啊，每天陪我聊天，还经常去我家，替我检查煤气、买米买油、到银行查工资卡什么的，你也听到的，他还替我念念小说……三千块还能买到这些个，我都赚到喽!”
“对嘛，这就是他的小手腕!您这样简直是纵容……呀，八点四十，我要上班了!”肖黎急忙忙把老太太送到单元门口。
“唉呀，骗子自有骗子的好，你不懂……”徐医生摸索着她的门钥匙，一边像只老母鸡那样咕咕自语。突然，她回过头，老年人的惊觉与迟钝，“嗳，你走啦?姚处长!我还没跟你说到那个姚处长呢……”
但肖黎没有听见，或是听见了而更不愿停步。这不是徐医生第一次给她介绍男人，恐怕也不是最后一次，实际上，大家都疲塌了——这是老太太表达友谊的方式，肖黎得收下，如同一个天真而无用的礼物。
患有白内障的徐医生今年七十有四，肖黎呢，刚三十二，按说是扯不上的，但她们的交情，不浅。要说最初的缘起，可能跟肖黎的不信任症有关。
何为“不信任症”?这也是现编的词，不太准确，具体地说，是不论何事、何人，肖黎都会敏感地联想到欺骗、圈套、背叛之类，统统投以不信任票。
具体的表现后面详细再说，这决定了她完全算不上是个乖巧、可爱的女人，可这或许并不能怪她，人的诸种弱点都是有原因的——我们往前追溯一点，从肖黎丈夫的意外死亡说起。
2
两年半前，肖黎的丈夫死在三十一岁，这是一个不该死去的岁数，更重要的，他死在一个他不可能出现的地方。不是病床、办公室或卧室，不是他上下班的途中，或是前往某个公派地点、亲戚、同学的路上。他是白下区税务局的一名分账会计，主要工作就是坐在电脑前，对一些数目进行繁复庞大同时也是意义极小的操作。他就算应当死在三十一岁，也应当死在上述的各个可能的地点与处所。
然而，怪得很，他死在城北以北的城郊接合部，距离市中心他工作的税务分局足有五十公里，偏远得令人瞧不起，在一个快要完工、但突然塌陷的高架桥下，他被压倒在一堆新崭崭的钢筋水泥板里，好像他经过漫长的跋涉就是为去赶上这座桥的坍塌。
那是夏日中午的十二点四十五，正是全城人甜美小憩的午休时分，包括工地上的工人们，为了避开滚烫的桥面，以及桥下的一片狼藉，他们在附近的绿化带另寻了一处阴凉，以草帽遮脸打起痛快的呼噜。没有人知道事发时的情形，没有目击者，而受难者也只有他一人——在高架桥轰然断裂的时分，世界像是突然说好了似的，按下了暂定键，所有的车辆与行人都定格在安全的地带，只有肖黎的丈夫，不知他从何处来，亦不知他要往何处去，大太阳下，他步履匆匆，为了赶时间而抄近路，急忙忙地从这座即将诞生、亦即将死去的高架桥下路过……也许，他还侧抬了一下头，在强烈的光线下眯起眼，打量了一下这座高架桥宏伟的架构与生硬的线条。出于职业性的思维习惯，他一定会想到：这座连接外环路与物流中心、用以承载众多重型卡车的高架桥，是纳税人税款支出的漂亮篇章，是市政建设的又一个丰功伟绩，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