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的《诗经》(3)

（《诗经直解》）由此可见，毛诗学对古今文人在为人处世、精神气象上的重要影响。
《毛诗传笺》对某些诗篇加以比附，这也是汉代的《诗经》教学内容及动机所决定的。朱自清认为：“‘诗三百’原多即事言情之作，当时义本易明。到了他们手里，有意深求，一律用赋诗言志引诗的方法去说解，以断章之义为全篇之义，结果自然便远出常人想象之外了。”（《诗言志辨》）例如《邶风·简兮》，毛、郑就用儒家学说对此作了必要的引申：“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锡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小序》云：“《简兮》，刺不用贤也。卫之贤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毛传》：“武力比于虎，可以御乱；御众有文章，言能治众。动于近，成于远也。”毛诗以为贤者虽然仕于伶官，但都可以承担王事，并认为能御乱、能治众，有动于近、成于远之德才。
《郑笺》：“硕人有御乱御众之德，可任为王臣。”《郑笺》也认为，硕人既有御乱和御众之德能，完全可举荐为王臣。这本是一首赞美表演“万舞”的舞师的诗，而《毛诗传笺》把儒家的举贤授能之学，移置到这篇诗歌中了。
与《诗经》学的比附一样，赋法亦是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毛诗传笺》所记史事，其上起自周族始祖后稷事迹（《大雅·生民》），其下至于陈灵公之事（《陈风·株林》《陈风·泽陂》），总体时间跨度相当长。《毛诗传笺》中有很多内容是可信的，有其历史真实性，作者毕竟离《诗经》产生的时代较近，一些史实或传说尚有流传。《毛诗传笺》所记部分史事，可与《左传》《史记》等记载相互印证。如《毛诗传笺》释读《郑风》之《将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遵大路》四篇，即反映了《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之事。又如《秦风·黄鸟》，《小序》云“《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郑笺》云，“三良，三善臣也，谓奄息、仲行、鍼虎也。”《史记·秦本纪》载：“缪（穆）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
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
再如《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小序》：“《河广》，宋襄公母归于卫，思而不止，故作是诗也。”《小序》虽然语焉不详，但提到了诗的作者为宋襄公母，思念不止而作此诗。陈奂说：“当时卫有狄人之难，宋襄公母归在卫，见其宗国颠覆，君灭国破，忧思不已；故篇内皆叙其望宋渡河救卫，辞甚急也。未几，而宋桓公逆诸河，立戴公以处曹，则此诗之作，自在逆河以前。《河广》作而宋立戴公矣，《载驰》赋而齐立文公矣。《载驰》许诗，《河广》宋诗，而系列于《鄘》《卫》之风，以二夫人于其宗国皆有存亡继绝之思，故录之。”（《诗毛氏传疏》）陈奂认为《河广》是宋桓夫人希望宋桓公渡河救卫的诗，故言辞甚为急切。《左传》闵公二年记有许穆夫人赋《载驰》一事，曾予以彰显其爱国精神，依《毛诗传笺》的诠释，此诗也可视为《载驰》的姊妹篇，宋桓夫人也无疑是爱国女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