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巴蜀文化的“万卷楼主”清代人李调元(3)

文魁牌匾
当时，四川正值长期战乱之后，经济、文化发展缓慢，书院少，学人少。江南地方的一些读书人甚至视四川为“边鄙”，连最崇敬苏轼的浙江人冯应榴来四川作主考时，也认为当时蜀中无人，故出了一道题目叫《井蛙赋》，讽刺四川考生是井底之蛙。而李调元从青年时代起，就怀有振兴四川文化的雄心壮志，故他时常留意收集乡邦文献。《函海》是他积平生心力，经过艰苦奋斗才编刻成的一部巨著。所以在他赎罪回乡时，仍然艰辛筹款把《函海》的刻数运回四川，竭尽千方修补，使这部巨大的丛书，得以印行问世。他的这一举动对发展四月文化的巨大贡献，赢得许多人的尊敬。当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晚年读到李调元寄赠的《函海》后，曾寄诗说：“正想其人如白玉，高吟大作似黄钟。童山集著山中业，《函海》书写海内宗。”

李调元读书台
李调元青年时，其父李化楠在浙江任上为其遍购古今图书数万卷，均运回罗江老家，并造“万卷楼”以藏之，以备自己的子侄和邻近生员阅读。到李调元中进士为官后，更加扩大其规模，从外地购回许多珍贵古本、稀见图书，以充实馆藏。这样，“万卷楼”就成了西蜀藏书最丰富的所在，这也可以说是李调元为振兴巴蜀文化而作出的一大贡献，李调元也因此而被称为“万卷楼主”。

李调元的属像
李调元回乡后，置身于“万卷楼”的书海之中，专心读书和著述，晚年除陆续撰写了《雨村诗话》、《淡墨录》、《新搜神记》等书外，还整理编辑了自己的诗集《童山诗集》和文集《童山文集》。李调元一生著述达五十多种，涉及经、史、音韵、文字、方言、地理、风俗、博物以及诗、词、曲、剧等各个方面，为祖国，特别是为四川的文化宝库增添了丰富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