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档案文献库的“生死时速”(4)

西康路已经被改造得焕然一新，几乎难以寻找当年的痕迹。除了新建的高楼大厦，就是正在拆迁之中的工地，老房子老弄堂老居民，静静地消失、消散。时间紧凑，我一时竟然没有发现560弄15号的踪迹。由于许多小型建筑老式房屋被推倒，修建了体型庞大的高楼，建筑物的号码遂显得跳跃和凌乱。我在那个地带闲逛，一幢高楼的脚下，我发现了一处色彩鲜艳、建筑相当可爱的幼儿园，它的号码是“西康路588弄36号”。我想，当年不惜牺牲性命投身革命的战士们，心底存放着的奋斗目标，不正是为了孩子们脸上能绽放幸福的欢笑吗？
从1927年早春开始，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就降临上海，那时，“中央文库”刚刚建立。由于最初设立时的严密制度防范，“中央文库”与党的其他地下活动有严格的分隔，它并未受到迫在眉睫的危险。
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的白色恐怖迅速加剧，共产党的机构被破坏得所剩无几。“中央文库”及其管理者，也被笼罩在可怕的魔影之下，顽强坚持到1935年，代表党组织单线领导“中央文库”工作的张唯一不幸被捕。事发突然，张唯一甚至来不及发出报警信号，紧跟着，负责张唯一与“中央文库”通联的交通员韩慧英，也落入等候在张唯一家中的特务们的手爪。兵临城下，“中央文库”命悬一线。
“中央文库”的管理者陈为人，单兵作战，沉着应付危机。他相信自己的妻子韩慧英不会叛变，也相信久经考验的张唯一宁死不屈，但是，根据“中央文库”的管理制度，为保证机密档案万无一失，必须立刻转移。失去组织联系的陈为人，没有经济支持，也没有帮手，他伪装成阔气的老板，以每月三十银元的高价，咬牙租下合兴坊15号的独立小楼，随后，想尽各种办法，把几十箱文件，分散地搬了过来。
期间的风险与艰难，我们完全可以想象。
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妻子韩慧英入狱，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需要陈为人照料。陈为人很快用完了仅有的资金，即使大人与孩子不吃不喝，那每月三十银元的租金从何而来？白色恐怖之下的上海，陈为人难以获得可靠的援助。他想方设法，争取可能的扶持，一度甚至通过关系向鲁迅先生求援。最后，他走投无路，只能求助于在乡下教书的妻妹韩慧如。韩慧如的出现，使陈为人和“中央文库”获得一线生机，暂时脱离了绝境。韩慧如不但担负起照顾三个孩子的责任，让陈为人得以专注于文档的整理，她随身带来的300银元的积蓄，也支撑了相当长时间的合兴坊的租金。在如此危险的环境里，每天深夜，陈为人躲进密闭的屋子，在昏黄的灯光下，细心整理几十箱材料，把零散的文档整理得井井有条，体现了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和专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