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人节”七夕的三重意象(2)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有情人不能相守，其中苦楚也只有当事人才能道得出。在诗的国度里，这种带着甜蜜而又痛苦的情感，是诗人们歌咏的最佳题材。据不完全统计，唐宋时期七夕主题的诗词达近400首。有杜甫的《牵牛织女》：“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宋代的秦观那一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更是道出了男女相思离别的人间苦乐。明清以降，这种七夕相思主题的文学作品更是不胜枚举。不管是爱人的分别还是亲人、朋友的分离，在这些七夕主题作品中都化作怅惘的诗句表达着一颗颗敏感而多情的心。
七夕诗词是一种叙事方式，民间欢庆又是另一种表达。抛开作为农耕文明的时序节令指示功能不说，魏晋以后，七夕节的女性色彩开始鲜明起来。从民俗角度看，织女星所具有的神性，皆是人间女子愿望的体现——乞巧、乞富、乞子、乞寿、佑儿童、祈婚姻美满、祈遂私愿。古老华夏文明在母系氏族社会渐渐消失后，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结构确立至今。好在七夕节为女性保留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节日。
除却离别的意象，七夕的第二重意象应该是女性，它所表达的是中国古代女性的情和爱。南北朝时期，南方政权相对安定，经济繁荣，思想活跃，民俗活动日渐盛大，七夕节日更是盛况空前。南朝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记录了当时的七夕节习俗：“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瑜、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元代杜仁杰散曲《七夕》，借助一整套乐曲将七夕佳节和牛女故事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完整的描述。这首曲子开篇描画了一幅秋天的景象，斗转星移、梧桐叶落、晚风轻拂、鹊桥高悬，接着又极力铺陈了七夕佳节的各种民俗活动，有金盆种生、高楼乞巧、拜摩诃罗、穿针斗巧、蛛丝浮巧。随后写了一批庆祝的女子，一个个都是金钗玳瑁、彩衣轻纱，欢天喜地的神态；写瓜果珍馐、声乐震天的祥和喜庆。
于是诗人不禁抒发出“人生愿得同欢会，把四季良辰须记，乞巧年年庆七夕”的感慨。以女性为主的七夕节，时序指示功能消减了，情爱暗示意味增多。元明清时期的一些叙事文学作品，将牛郎织女相会不再局限在夫妇伦理的框架中，而是作为男女性爱的隐晦表达。一方面，魏晋时期仙女织女因其爱与美的特质成为高唐神女的幻影；另一方面织女作为性爱之神的功能在叙事文学中得以表现。特别是明代中后期，社会思潮开放，艳情小说盛行市井。比如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和凌蒙初的《二刻拍案惊奇》中都有以牛郎织女相会隐喻性爱的情节。清代洪昇在他名曲《长生殿·密誓》中以生花妙笔将人间男女至诚至真的爱情描写到极致。帝妃的山盟海誓被天上的双星见证，并由此让他们做了人间情场的管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