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比AV尺度更大的电影，演员“真枪实弹”，享受性和暴力的刺激(12)

于是，文艺作品里，一些张扬的“坏”停留在过往，成为过来人的一声轻叹。
另一些则演变成“正确”和“美”的形式，塑造着人们认知。
以往拍摄过“坏”电影的导演们呢？
有人如伍迪·艾伦，罗曼·波兰斯基，多年后再度踏进当年自己挖出的坑，撞上“取消文化”。
有人功成名就，成为既得利益者之后，与自己曾反对的体系形成合流。
戴锦华老师在《人物》访谈中还提到过“优等生文化”，说得很精彩：
可是我现在看到的，世界范围之内，新一代的导演，多数都是优等生，名校毕业，智商多高多高，但是我就会感觉到这其实是某一种现代主义危机。
……但现在你会看到，好像所有的地方都只有一种优等生的模式和可能性，我会同情这一代人，因为原来我觉得坏孩子有坏孩子的出路，优等生有优等生的前途。但现在看上去，优等生文化的主导位置很难改变，所谓数字化生存，一切是在统计学的意义上发生，就使得个性、原创、另类、抗争、抗衡这些东西在大数据本身化为乌有。
我相信这些东西仍然在，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些东西始终是动力。历史的更生，是这些人，而不是平庸之恶创造出来的。
优秀、正确，却也平庸。
优等生意味着，他们是现有体制内的受益者，他们知道如何做才能得到更多。
努力长大，接受主流文化的洗礼和一切多元，做最正确，最有道德的人。
就像有许多文艺作品里一定要集齐各个种族的演员，给主角设定LGBT人设，要让黑人当好人那样简单粗暴。
他们的确也标新立异——在这样一个父权制、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性恋歧视仍广泛存在的时代。
但他们不愿再去真正触碰一个在肤色、种族、性取向、国别之外，政治不正确的，真实的人。
拍摄了《七宗罪》和《搏击俱乐部》的大卫·芬奇导演曾表示，要与常规的电影语言对着干：
“我想用你未必愿意的方式把观众卷入我的电影中，我想嘲弄观众在电影院灯光变暗，20世纪福克斯的标志出现时心中的期望，观众们总在期望什么——我的兴趣就是对它进行嘲弄，这才是真正的必要所在。”
这才是一个“坏”电影里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