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顿｜论民族主义（上）(5)

历史上的法兰西随着在数百年中形成的法兰西国家一起衰落了。旧政权被摧毁了，人们以厌恶和警惕的目光看待地方权威。新的中央权威需要按照新的统一原则去建立。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自然状态，成了民族的基础。血统代替了传统；法兰西民族被视为一个自然的产物，一个人种学而非历史学上的单位。有人以为，统一体的存在无需代议制和政府，它完全独立于过去，能够随时表示或改变它的意愿。用西哀士的话说，它不再是法兰西，这个民族蜕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国家。中央权力所以拥有权威，是因为它服从全体。任何分离都违背民意。这种具有意志的权力，体现为“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在国家之上存在着一个更高的权力，它有别于并独立于它的成员；在历史上它第一次表达了抽象的民族的概念。
就这样，不受历史约束的人民主权的概念，孕育产生了独立于历史之政治影响的民族的概念。它的形成源于对两种权威——国家的权威和传统的权威——的舍弃。从政治上和地理上说，法兰西王国是漫长历史的一系列事件的产物，缔造了国家的力量，也形成了疆域。大革命对于形成了法国边界的因素和形成了其政府的因素，却一概予以否定。民族史的每一处可被除去的痕迹和遗物——政府体制、国土的自然区划、各社会阶层、团体、度量衡和历法，皆被仔细清除。对法兰西有限制作用的历史影响受到谴责，它不再受这种限制的约束；它只承认大自然所设的限制。民族的定义是从物质世界借来的，为了避免疆域的损失，它不仅变成一种抽象定义，而且成了一个虚构定义。
在这场运动的人种学特征中包含着一条民族原则，它是一种共同看法的来源，即革命更频繁地发生在天主教国定而非新教国家。事实上，革命多发生在拉丁族而非条顿族，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一种民族冲动。只有当需要排除外来因素和推翻外来统治时，才能唤醒这种冲动。西欧经历了两次征服，一次是罗马人，一次是日耳曼人，也两次从侵略者那里接受了法律。每一次它都与征服民族相抗争。尽管两次伟大的反抗因为两次征服的特征不同而各异，但都有帝国制度的现象发生。
罗马共和国竭力压制被征服的各个民族，使它们成为一个单一而顺从的整体。但是在此过程中，行省总督权威的增长颠覆了共和政体，各省对罗马的反抗帮助建立了帝国。恺撒的制度给予附属地以史无前例的自由权和平等的公民权，结束了民族对民族、阶级对阶级的统治。君主制受到欢迎，被当作抵制罗马民族的傲慢和贪婪的保护伞。对平等的热爱，对贵族的憎恨和对罗马所输入的专制制度的容忍，至少在高卢人那里，形成了民族性格的主要特征。但是有些民族的生命力已被残酷的共和国所扼杀，它们无一具有享受独立或开创新历史的必要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