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顿｜论民族主义（上）(9)

这两种愿望本来是互相对立的，其中一种可以用作对抗另一种的屏障。
在1813年，人民最初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合法统治者起而反抗征服者，他们不愿受篡位者的统治。在1825年至1831年的期间里，他们决心不受异族的不当统治。法国的制度常常优于它所取代的制度，但是对法国人所先行使的权力，还有一些更重要的要求，民族主义的斗争首先表现为争夺合法性的斗争。在第二阶段，这种因素就不存在了。没有一个流亡君主领导着希腊人、比利时人或波兰人。土耳其人、荷兰人和俄国人并不是作为篡权者而是压迫者受到攻击——是因为他们统治不当，而非因为民族不同。
随后就是这样一个时期，它的说法很简单：民族不应当受到异族统治。权力即使是合法获得的，行使的方式也很有节制，仍被宣布为非法。民族权利就像宗教一样，在过去的联盟中发挥着部分作用，曾经支持过争取自由的斗争，现在民族却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要求，它只为自己说话，它提到统治者的权利、人民的各种自由和保护宗教，只是拿它们当借口。如果它不能和它们结合在一起，它为了获胜就不惜让民族牺牲其他事业。
梅特涅是促成这一理论的一个主要人物，他在这方面的作用仅次于拿破仑；因为复辟时代的反民族主义特征在奥地利最为显著，民族主义发展成一种理论，有悖于奥地利的统治。拿破仑只相信自己的军队，鄙视政治道德的力量，却被这种力量打倒。奥地利在统治它的意大利属地时犯下了同样的错误。意大利王国亚平宁半岛的整个北部统一在了一个国家之下。法国人在别处压制民族感情，但他们为了保护在意大利和波兰的势力，却鼓励这种感情。当胜负之数转变的时候，奥地利便借助法国人培养的这种新情绪反对法国人。纽金特在向意大利人民的声明中宣布，他们应当成为一种独立的民族。这种精神服务于不同的主人，起初帮助摧毁了那些旧式国家，后来帮助将法国人逐出国土，再后来被查理·阿尔贝特利用来掀起一场新的革命。它服务于截然对立的政治原则和一系列各式各样的党派，它可以和一切事物相结合。
它最早反对民族对民族的统治，这是它最温和、最低级的形式。后来它谴责任何包含着不同民族的国家，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完善而严谨学说，即国家和民族必须共存共荣。密尔说：“政府的边界应当与民族的边界保持大体一致。一般而言，这是自由制度的必要条件。”
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经历中，追寻到这种思想从一个模糊的愿望发展为一种政治学说的基石的外在历史进程。这个给予它生命力的人就是居塞伯·马志尼。他感到烧炭党运动不足以对抗政府的措施，便果断地把自由主义运动的基础换成了民族主义，以此赋予它新的生命。正如压迫是自由主义的学校一样，流放是民族主义的摇篮；在避难马赛时，马志尼就想到了“青年意大利”这个主意。波兰的流亡者也以同样的方式成为每一场民族运动的斗士。因为对他们而言，所有的政治权利都包含在独立的思想之中。无论他们之间有多大分歧，独立是他们共同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