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的电影？洪常秀的电影！(5)

在这些关于创作的表态与讨论中，有一个关键词挥之不去，就是“生活”。生活被认为是和电影紧密依存的。这种相关性有多个层次。首先，几乎如公认的那样，“艺术来源于生活”。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旁观者，都会认为现实为虚构提供原始素材和根本驱动力。书店老板送小说家到电视台的时候，就说道：“说不定它能出现在你下一本书里。”——一种和创作者对话时高频出现的陈词滥调。而在阐释自己的创作理念时，小说家也表达了这样的理想：“（影片里）所有东西都得是舒适的，所有东西都得是真实的。”
这种和个人生活的紧密关联，把创作工作和其他类型的工作区分开来，也使它充满着个人化的不确定性和危机。男导演表示，之前他多少是为了逃避生活才专注于拍电影，因为“无论如何生活是很难去修补的”，而现在他则觉得，“要先修补好生活”。小说家同样把自己的“江郎才尽”归因于年岁渐长后对自我感知的怀疑：“好像我必须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夸大为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我要假装成总是能感知到这些事情的人。”鉴于上文所说，小说家一角在本片中时时成为洪常秀的化身，这番剖白多少也可被认作导演本人的心声。
另一方面，创作和酒被暗示有紧密的关联：诗人能继续写诗，原因是他持续酗酒。而女演员不再演戏，同时也不怎么喝酒了。不喝酒的原因，她本人没有明说，却在之后借书店老板之口道出，“因为这对她不好”。利于创作的，也许反而会危害人的生活。这就是灵感、才华、创造力这些光鲜亮丽的词汇背后的危险性。
然而，一如洪常秀的名言“电影是生活的渐近线”，他的作品在艺术和生活的“若即”之外，始终还探索着两者的“若离”。也因此，我们很难把他按安德烈·巴赞的那个著名标准划归阵营：他到底是属于“忠于影像”的导演，还是“忠于现实”的导演（“directors who put their faith in the image” and “directors who put their faith in reality”）？即使酷爱长镜头并青睐非事件性（uneventfulness），洪常秀并不把这些技法和风格仅仅当做还原现实表征的手段。比如他始终否认自己的电影是“纪录片”。与此呼应的是，影片中的小说家说她“从来都不是一个具有强烈叙事性的作家”。即使要邀请女演员和其生活中所熟识的人来拍摄电影，她仍声称：“不管最后拍出来是什么样的，它都不会是一部纪录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