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俞秀松伟大的闪光点在这里(7)

1920年1月初，俞秀松、施存统，傅彬然、周伯棣一起上了赴京的火车。
北京的隆冬比江南要冷得多。宗人府东巷的两旁，光秃秃的桦树枝呼呼地号叫着，那低陋但显得齐崭的屋檐下，悬挂着一枝枝亮闪闪的冰凌。四位青年好不容易找到目的地，见到了工读团发起人王光祈和徐彦之先生。
他们的住宿被安排在一间陋室。陋室里已有三个早到的青年。他们自报姓名，自我介绍，陌生感很快就消除了。
第二天上午，他们见到了两位工读团发起人。 一位是北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发起人李大钊，另一位是北京大学教授、提倡文字改革和白话文的胡适。攥住两位先生的手，他们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俞秀松说：“李先生，胡先生，我们十分高兴能在这里拜见你们。这 些年来，两位先生的名字太让人馋眼了。在《新青年》，在《星期评论》，在一些其他报刊，我们一师的师生拜读惯了你们的文章。你们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的见解，真是太好了！”
施存统也附和道：“太好了，太好了！现在，我们就要在你们门下读书，当先生的学生，这好比猴子上了花果山，眼前有着丰盛的美果，多让人兴奋啊！”
室内生着火坑，马粪烧的，温度不高，但交谈的气氛却越来越热烈。李大钊搓着双手赞扬着俞秀松和施存统：“我已经收到信了，一师的同胞重点介绍了你们俩。我觉得，你们对待家庭关系的行动是可取的。你们从深度理解了革命的道理。因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延续，是以家族制、家庭制为核心开始的，所以家庭制和名分主义就是封建意识的源头，我们说要改造社会，也就必须从家庭观念的改革开始！”
接着，李大钊点上烟，滔滔不绝地谈了法兰西革命和十月革命胜利后国际形势的急骤变化，谈了中国自“五四”以来民众觉悟的提高和社会各阶级的客观现状。他在分析中指出：中国已经到了一个产妇的“胎痛”时期，“痛”是生育的前夕，之后，一个娇嫩的婴儿就会哇哇诞生。
胡适先生也谈了革命对于新文化的影响和新文化促使革命转变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