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厚与刚愎：论刘备善待臣僚的历史背景(7)

黄权字公衡，巴西阆中人也。--《蜀书 黄权传》
在此背景下，重病缠身的刘备根本不敢、也不能处理黄权的家属。因为一旦如此，便会彻底激怒益州集团，类似雍闿、黄元等叛臣便会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这无疑是刘备所不愿看到的事情。
因此，刘备不仅赦免黄权家属，还罪己自责，表示一切到此为止，既往不咎，这其实是外部环境所迫之下的不得已。
从出身籍贯方面来看，刘备赦免的诸多臣僚，其实各自代表着蜀汉政权的不同派系。
糜芳出身（徐州）东海，是元从集团的代表人物；孟达出身扶风，是东州集团的代表人物；刘封出身长沙，是荆楚集团的代表人物，黄权出身巴西，是益州集团的代表人物；郤揖是郤俭之子，属名臣之后。有鉴于此，他们的政治污点，并未影响到家属，均得到刘备的宽大对待。

郤揖叛入曹魏，其子郤正仕宦如故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臣僚的变节行为（刘封除外），集中发生在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至蜀章武二年（222），即蜀汉“由盛转衰”的特殊期间。
糜芳出走导致刘备失去荆州、孟达出走导致刘备失去东三县、黄权出走导致蜀汉军力大损、人才储备血崩。
换言之，刘备在建安末年始终面临着不断恶化的外部环境，国势日衰。更为可悲的是，局面越是恶化，刘备便越是需要矫情忍性，安抚尚存的臣僚，以维护剩余的基业。
在此背景下，便形成了吊诡的一幕。汉中之战后（219）的刘备，刚愎自用臻于极点，乃至滥杀忠良，导致“远人不复至”。
而同年（219）失去荆州之后，刘备又迅速转变为一个心胸豁达的宽厚长者，臣僚越是叛变，他对待叛臣的家属便越是和颜悦色，乃至赏罚失度，与之前判若两人。
其实如果考虑到时代背景，便会发现刘备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于大环境的约束，与他的个人好恶已然无关。

④ 小结

刘备在不同人生阶段的相异行为，恰恰印证了一句谚语：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