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与军号的传奇故事

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郑起回忆“一把小号退敌兵”的战斗经过。韩立建 摄
战火纷飞日，参军当上司号员——
“司号员”和“司令员”差一个字，但身后都是千军万马
从未想过，自己大半辈子的军旅生涯，会和一把军号紧紧“纠缠”在一起。
“军号就是命令!”郑老激动地说，“从参军那一天起，军号就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14岁那年，郑起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一名战士。部队首长觉得他年小体弱，将他分到团部担任卫生员和理发员，郑起却执意要去号兵班。
“那时，部队通信手段简单，军号是主要的通信联络工具，也是部队的特殊武器。”郑老回忆说，每到冲锋时，号兵总是第一时间跃出战壕，吹响号角。
部队首长看他态度坚决，批准了他当司号员的申请。当时，每个连都有“司号员”，营都编有“号目”，师团级单位有“号长”。“号长”是干部，负责培训“号目” 和“司号员”。如今，这些称谓已经鲜为人知。可那时，当个司号员是很令人羡慕的。
“在战斗中，号兵与指挥员、轻重机枪手一样，通常都是敌人的重点狙击目标，牺牲率极高。”在郑起看来，虽然“司号员”与“司令员”差一个字，级别也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但身后都是千军万马。
郑起被分到团部的号队练吹号，接到通知，他的嘴都乐成了瓢。可学吹号并非想象中那样美妙轻松，而是枯燥、单调，甚至痛苦。“为把上百个号谱背得滚瓜烂熟，得天天苦练……”郑起回忆说，每天清晨天还没亮，号队长就让他气沉丹田练习“拔音”。
“拔音”也是极乏味的事情，从早到晚都是“哆、咪、嗦”3个音符。开始时，使出吃奶的劲儿，憋得面红耳赤，才能吹响那么一两声。后来虽不那么吃力了，但是气短，高音顶不上去，吹出的东西也不成调调。
“苦练朝夕，就是为了打仗时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遇到什么特殊情况，都能把军号吹响，能准确无误将指挥员的命令传递出去。”郑起严肃地说，战场上一旦吹错，后果不堪设想。
号谱有5个基准音，为了打牢基本功，号兵必须从最低一个音符练起，直到练好了5个基准音，才开始练习代表不同命令的号谱。嘴唇肿了消，消了肿。为了适应不同的作战条件，郑起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经常是站在高地迎着大风练号，训练结束小号里都能倒出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