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辩的红唇：“文艺教母”苏珊·桑塔格的诞生(10)

桑塔格
在对美国文化秩序制造挑衅的同时，桑塔格融合了精英知识分子和先锋文化参与者的双重身份，既勇敢地保持了与主流舆论的疏离态度，又敏锐地捕捉时代的变化轨道。除此之外，她对美国文化的贡献还体现在与欧洲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上。早年深受桑塔格喜爱的欧洲文化，经由她对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萧沆、罗兰·巴特、王尔德和戈迪默的推荐介绍而引入美国思想界，重塑了美国文化的内在灵魂。积极地扮演着媒介者和传播者的角色，构建起美国和其他各国文化交流的桥梁，进而推动了美国现代文化与各国文化的发展和交流。
不仅如此，与上一代知识分子独守书斋进行理论批判和意识形态争辩所不同的是，桑塔格勇于走出书斋，与民权运动分子们一起拥上街头参与着街头政治，甚至被捕。在越南战争期间，她敢于深入观察越南民众的生活状况；在关押政治犯的关塔那摩监狱虐囚事件爆发后，她不仅猛烈抨击美国政府的非人道行为，还尖锐地批判知识分子的冷漠行径；在波黑战争的炮弹飞起时，桑塔格在废墟上导演着《等待戈多》的话剧，以人道主义的左翼话语揭露着世界范围内知识分子对个体生命的无情漠视；在9.11事件之后，以武断的口吻反思着从麦卡锡时代到冷战对峙再到小布什保守主义的反动修辞，抨击《爱国者法案》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尽管自己与病魔持续着几十年的斗争，但她似乎不可遏制自己参与时代的本能性冲突，为公共社会和公众群体承担起观察、提醒和鞭策的责任。
和其他西方知识分子一样，苏珊·桑塔格也没能避免叙拉古的诱惑。战后的美国社会，两次世界大战的余温，核武器的威胁，种族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加剧，民主进程的不断受挫以及消费文化的兴起，诱惑着知识分子对大同世界的构想。新左派立场的她，对越南和古巴革命充满着同情与支持。
当时的美国左派认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陷入僵化乏味的社会景观，遥远陌生的第三世界国度正在进行的社会动荡激动人心，希冀他们能够对现存的僵化秩序产生猛烈的撞击。在这轮诱惑下，桑塔格依旧保持着她的激辩风格，认为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是冷战宣传的文化工具，赞扬古巴集体伦理之下的自发性和感官性。除去写作言说以外，自1966年开始，桑塔格还以激进的姿态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使之一度成为美国文化的道德典范，她的政治立场和公共话语也影响着同时代人的判断。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保罗·霍兰德在《政治朝圣者》中以知识分子对古巴、苏联的态度为研究方向，痛斥西方知识分子对苏联路线表现的奴颜婢膝，而这几个国家正是桑塔格所青睐的，这使得她愤懑无比，她在曼哈顿公共剧院声称自己从未被苏联蒙骗，而是她认为某些政权会比美国更加重视文学家和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