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神秘山岳文明(7)

根据这段记载可知：扶南王范旃在听完梨的汇报后向天竺派遣了使者。天竺方面接待了扶南的使者并遣使回访扶南，扶南与天竺由此建立了官方联系，此后由印度传来的婆罗门教和佛教极大改变了扶南人的精神世界。在扶南后期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中由天竺传来的佛教逐渐成为主题：南梁武帝萧衍时期扶南与中国之间的佛事往来极为密切。这一时期扶南来华的僧侣中先后涌现出三位著名的译僧。

第一位是南齐末年由海路来到南朝都城建康（今南京）的僧伽婆罗。公元506年僧伽婆罗被萧梁朝廷征召，此后分别在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五处地方传法译经17年，共翻译佛经11部48卷。继僧伽婆罗之后扶南沙门曼陀罗携带大量佛经和典籍来到中国，他曾与僧伽婆罗合作翻译《宝云》、《法界体性》、《文殊般若经》3部11卷。继曼陀罗之后南陈时期（557-589）又有扶南高僧须菩提在扬州至敬寺翻译《大乘宝云经》共8卷。

除了三位扶南高僧之外还有一位名叫真谛的天竺僧人受扶南王委托来到中国。公元535年至546年梁武帝委派张汜护送扶南使臣回国，同时请求扶南派遣佛教大师，于是扶南王委派真谛携带佛教典籍到南梁传经送宝。真谛抵达建康时正值南梁侯景之乱时期，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他翻译出《十七地论》、《金光明经》、《大乘唯识论》、《摄大乘论》、《俱舍论》等64部经典，因此被誉为与鸠摩罗什、玄奘、不空齐名的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译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