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抗疫与我们的文化自信(3)

凡是过往，皆为历史。抗疫时刻的中国历史、武汉历史为人类的抗疫史提供了哪些宝贵的经验，又提供了哪些值得汲取的教训呢？
在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眼中，历史主要是人类“罪恶、蠢行与不幸的集合。”他的观点影响了不少历史学家，在这一派学者看来，“罪孽在每个朝代都繁盛滋生”。伏尔泰拥有法兰西思想之王的美誉。但我觉得他对历史的看法过于消极。历史在给我们提供教训的同时，也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经验。
我刚才提到武汉抗疫的五个问题，放在中国之外的任何地方，恐怕都很难做到。在中国，在武汉，为什么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全都能够做到呢？我认为这不但需要政府的努力，更需要人民的配合。在疫情期间，我看到一段短短的自媒体视频，一个满头乱发的人把脑袋伸到铁栅栏之外，让一个理发师给他理发。很显然，这个需要理发的人是一个正在隔离的人。他不能越过那个栅栏，理发师只能隔着栅栏给他理发，这个画面看着有些滑稽可笑，可是却揭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位满头乱发的人已被隔离了很久，可是他却不肯翻过栅栏跑出去。我们可以猜测这位被隔离者的心态，他并不认为隔离是政府强加给他的一项政策，而是自己愿意遵循的一种拒绝感染病毒的生活方式。
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我接受了日本《读卖新闻》记者的采访。她问我：“你们武汉在疫情突然爆发的时候，就采取了封城的措施，而在意大利，许多人因为拒绝戴口罩而上街游行，他们认为自由更重要，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回答她说，在新冠病毒面前，生命与自由，是两个不同的选项。意大利人认为自由比生命重要，并且固执地认为戴口罩是对自由的挑战。所以，当政府希望他们戴口罩时，他们选择了拒绝。而我们中国人都认为生命比自由重要，所以当疫情爆发时，大多数人都自觉地禁足在家，政府顺应民意，为防止病毒扩散，断然在武汉采取了封城的措施。一个为捍卫自由而拒绝戴口罩，一个为拯救生命而封锁了城市。两国的政府都顺应民意，采取了不同的抗疫方法。现在回头来看，你认为哪一种措施更有效呢？
我的回答让日本女记者有点诧异，但她并不反感。因为我揭示了一个问题，人民的价值观的选择决定了政府行为。政府办事的效率，来自于全体公职人员的努力；而政府行政的能力，则来自于民意的选择与支持。而民意，则是价值观的另一种说法。
我们曾错误地认为，价值观是一种政治的选择。其实不然，价值观应该是一种文化的选择。仁、义、礼、智、信、忠、孝，这七个字，构成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核心。我们今天的二十四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是这七个字的扩充与拓展。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王朝，那么多的帝国，一个又一个的统治集团给我们带来了灿烂或者灾难，带来了繁荣或者停滞。有些朝代让我们心惊胆战，有些朝代让我们久久回望。不管执政者的状态如何，以及他们之间有多大的差别，但深植于民心的价值观却从没有断裂，更没有消亡。我们自豪地说，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从没有中断，其实更应该说，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价值观没有中断，我们的文化自信，是源于我们价值观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