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抗疫与我们的文化自信(8)

但是，我仍然有兴趣谈一谈新冠病毒产生的问题。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问题。还是先说一说十四世纪欧洲黑死病的产生原因吧。当时的当政者们为了“甩锅”，只是关心谁把病毒带到了欧洲，却始终弄不明白这种病毒如何产生。当时的科技水平，也不可能制造出抵抗黑死病的疫苗。所以，黑死病在欧洲整整流传了六年。奇怪的是，六年后，黑死病突然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与欧洲人为抗疫作出的种种努力并没有太大的关系。黑死病因为什么原因而产生，又为什么消失，这成了一个医学界的司芬克斯之谜。直到这件事情过去很多年后，才有一个为人们接受的说法：欧洲的黑死病起源于西亚的气候变化。在十四世纪中期，西亚的气候突然变得寒冷，导致大面积的草原枯萎，牧人们赶着牛羊去寻找新的草原，依赖草原生存的鼠类也只能向温暖的地方迁徙。
正是这些鼠类给欧洲带来了最为致命的鼠疫——黑死病。
我相信这个说法，因为气候的变化导致人类的灾难，在历史中屡见不鲜。今年夏天，我到蒙古高原考察几座古城的废墟。在赤峰市附近的二道井子古人类遗址博物馆，我看到了四千多年前古人类的聚居村落，很显然，那是一个农耕的部落，有耕作的农具与驯养的家畜，还有种子，先民们的居所都是圆形的房子，很像今天的蒙古包。先民们迁徙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居住的地方变得异常寒冷，冻土已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由于缺乏记载，我们不知道这些居民去了哪里，但可以推断，他们是去了温暖的地方。今天的蒙古高原，是人们印象中的水肥草美的游牧民族的天堂。可是谁会想到，那里曾经有一个五谷丰登的农耕时代呢。同样的例子，我在山西襄汾县也看到了。襄汾有两个非常著名的遗址，一个是20万年到2万年之间的丁村古人类遗址，一个是距今4300年左右的陶寺遗址。在丁村遗址，我们看到古人类生活的环境是温暖的，如同今日的南方。
而在同一区域的陶寺遗址，考古发现那里是尧的都城。从发掘的实物来看，陶寺时代的气候没有丁村那么温暖，其农耕时代的气候特征非常明显。两处遗址虽相距只有几十公里，但看不出有任何的关联。因为丁村人与陶寺人中间，隔了一个小冰河时期。严酷的寒冷让丁村人离开了家乡。由此我们知道，地理的优势来自于气候的恩赐。每一次气候的变化，会让一些国家崛起，也会让一些国家衰落。瘟疫方面，我们也可以推断，每一次气候的变化，将会让一些病毒灭绝，又会让另一些病毒滋生。
近几年，围绕气候变暖的问题，政治家们依据科学家的论断，一直在喋喋不休地争论。我认为，人类的力量与自然相比，永远是卑微的、渺小的。人永远不可能战胜自然，那些试图挑战自然的人，是愚蠢的，甚至是不自量力的。在这方面，中国古人总结出的自然辩证法叫“天人合一”，虽然只有四个字，却说明了中国人对自然的尊崇。天即是自然，人只有尊重自然，才能够利用自然。人可以充分享受太阳给我们带来的福祉，可以说，没有太阳就没有人类，但人却不能够制造太阳；人可以回避酷热与严寒，但人却不可消灭酷热与严寒。洪灾、旱灾、虫灾与瘟疫等等，都与气候有关，因此我们必须牢记一个基本的事实，人只能守望气候，而不能改变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