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凯：那些年的春晚小品，那些黑土地上的人(3)

一百多年过去了，崔氏家族开枝散叶，人口不断增长是真事儿，“财源滚滚”却一直没有“应验”，反而日子越过越穷。当年的我，吃着上供的馒头再喝两口凛冽甘甜的泉水，没被噎住倒是真格的。
从小赶上了挨饿，吃过野菜、树皮、草根儿，整天饥肠辘辘，头昏眼花。或许饥饿能够激发人的生存本能，不满10岁的我，经常出入南甸子抓蛤蟆、东山冈采野菜、北大沟捡蘑菇，再转到西河沟子喝一顿泉眼水，闹个水饱。偶尔抓点小鱼小虾、老鸹（乌鸦）崽子、田鼠儿，架上火直接烧烤，与小伙伴们享受美味，全然不顾大人们关于“吃了老鸹肉黑三辈儿，吃蛤蟆肉爱尿炕”的告诫。后来回忆起那段岁月时，我常想，东北人喜欢吃烧烤的习惯，也许就是因生存需要而养成的一种偏好吧！
三年困难时期，几乎全村人都得了浮肿病。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偷摸抢夺粮食之类的事儿，因为古往今来，村里人都以“门风”和“脸面”为重，谁家做出了偷鸡摸狗的丑事，就算丢脸面和败坏门风的大事，在人前抬不起头来。这可能与我们祖上崇尚读书和老实做人有关，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风气即便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也在发挥着无形的约束作用。
那么，面对着饥苦和死亡的威胁，人们怎样生存呢？
童年和青年时期刻录到我脑海里的镜头时常闪回于我的思绪之中，尤其是那些性格鲜明的朴实人物，让我难以忘却。
吃苦耐劳的五哥
崔家屯早年是皇家屯粮之地，全村以崔姓为主，少数外姓人家都是沾亲带故迁到村里定居的，怎样论都能排上辈分。因此，彼此之间从不直呼其名，都以三叔二大爷七姑八姨等关系相称。
五哥是我本家远支的同辈人，没念过书，不善言谈，从来都是一副与世无争的姿态，可他在我的心目中却是一位最标准、最典型的庄稼把式。五哥干农活，从来没有呲牙咧嘴的时候，一招一式都有章法，简直就像是行为艺术表演。开高粱苗子，我手里的锄头比程咬金抡斧子还没准头儿，再看五哥，又稳又准，每株高粱苗的间距可以用米尺去量，绝对是均匀准确。下水田插稻秧，五哥插出来的秧苗仿佛像线打出来的一样直。秋天割高粱，每人操8根垄，每捆要够16棵，放倒捆好时都要轻拿轻放，不能摔掉了高粱粒。像我这样的二八月庄稼人连滚带爬都跟不上趟儿，高粱捆有大有小横躺竖卧。再看人家五哥割倒的高粱，捆好的绕儿都在同一个位置，高粱根摆放得刷齐，甚是好看不服不行。五哥家里的院墙、柴禾垛都修整得见棱见角，就像是八级工匠做出来的部件儿一样标致。从我还乡务农那年一直到生产队解散包产到户，五哥一直是生产组长（打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