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零号病人”到底是谁，为什么一定要找到TA？(2)

资料图 新华社记者 熊琦 摄
2月17日，中国疾控中心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的特征分析，指出疫情暴发流行时间趋势与先前结论一致，即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可能有野生动物交易，使得新冠病毒从一种仍然未知的野生动物传染到人类，继而实现人传人。
对此，专家建议，应尽快组织各单位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做系统采样和检测。
“看到底哪些摊位和病毒有关，再去查这些摊位的进货来源、货物去了哪些餐馆、这些餐馆有哪些人来。如果相关的人都找到，有可能把‘零号病人’找出来。”曹务春强调。
“科研、疾控、临床、动物保护等部门要联合起来。”曹务春表示，单靠某一个单位，想把病毒源头搞清楚非常困难。找到病毒源头可以打消疑惑，更重要的是可对未来突发传染病疫情的防控积累经验。
“零号病人”不该被误解
从艾滋病到埃博拉，再到SARS，关于“零号病人”的误会一直存在。
1984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首次提出了“零号病人”的概念。当时美国疾控中心认为经常在空中飞行的法裔加拿大航班乘务员盖特恩·杜加斯是艾滋病从非洲传入北美洲的零号感染源。
该案例被收录到一名新闻记者出版的书籍《世纪的哭泣》里。该书的作者形容杜加斯具有反社会的行为，故意散播身上的艾滋病病毒，危害他的性伴侣。在报纸的头版头条里，杜加斯还成为了“那个把艾滋带到我们身边的男人”。
一个流行病学上的术语，在人们的误传和偏见中成为了受尽指责的标签。
2003年，首例SARS患者的报告病例是在深圳一家餐馆做厨师的36岁河源人黄杏初，他早在2002年12月15日就出现了病症。治愈出院后，通过新闻报道，他才知道自己原来是那个“首例”。这个“第一”，给他带来了各种压力，他换了五六张电话卡，上街的时候会戴上帽子，这种状态的日子，他形容自己活得很像一个逃犯。但是，黄杏初并非“零号病人”，SARS的首例病例在2002年的11月16日已经出现。
事实上，“零号病人”很难一锤定音，远不是研究的终点，“零号”后还可能会有新的“零号”发现，其确认过程本身就是对病毒发展情况的复盘与再认知。
寻找“零号病人”的过程是针对病毒而非人，在尊重科学规律的前提下，事实才会慢慢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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