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垃圾填埋场快装满了5年后垃圾无处可填？(5)

“目前扔垃圾太容易了，随时、随处都可以扔，也没有成本，可以讲是既不负责，也不付费，因此公民普遍对垃圾‘无感’。”
在他看来，不管是收费还是推行垃圾分类，意义都是更好地促进公众参与，不仅仅是为了方便后续处理。
“比方说，人们发现垃圾分类‘不容易’，甚至要收钱，很可能就会减少垃圾的产生；人们费力进行了分类，还交了钱，自然有动力和兴趣去关心后续的处理是不是‘配得上’自己的付出，监督垃圾车有没有分类运输，焚烧厂有没有按标准处理。”
上世纪80年代，台北也曾面临垃圾围城的挑战。罗大佑在《超级市民》唱道，“那年我们坐在淡水河边，看着台北市的垃圾漂过眼前。远处吹来一阵浓浓的烟，垃圾山正开着一个焰火庆典……”为了解决垃圾问题，台北市政府推行政策，街头没有垃圾桶，指定时间、指定地点才有垃圾车收垃圾。
为了让民众学习和接受垃圾分类，当时全台北7万多名公务员轮流上门督导社区和市民进行垃圾分类。再后来，居民按时排队倒垃圾成为街头一“景”，台北市垃圾掩埋总量从每日2500吨锐减至每日50吨，并于2010年做到生活垃圾不进填埋场。
在垃圾分类处理做得较好的芬兰、瑞士等国家，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超过60%。但全人类产生的垃圾中，只有约16%的垃圾得到回收处理，有近一半被废弃，无法再生利用。
在中国大陆，回收的垃圾的比例仍是一个谜。厨余垃圾和可回收物本应是生活垃圾中是最多的两个种类，但后者没有被纳入官方统计。因为时至今日，它仍以一种相对原始的方式被分拣和处理：居民或收废品者将可回收垃圾手工分拣出，经废品回收站集中，卖到基建或制造业成为原材料。
管理尚不严格时，几乎所有的垃圾填埋场都养活了一大批人。记者在江村找到了多名曾以在江村沟垃圾填埋场拾荒为生的老人，他们表示，最多时，垃圾场里同时生活着数百名拾荒者。很多人就住在垃圾场内自己搭的简易“帐篷”里，讲究一些的会睡在村里，大家“靠着垃圾场，赚着垃圾钱”。
刘建国告诉记者，如果将环境成本、从业人员健康成本、再生产品的社会综合成本等考虑在内，“以量取胜”“量大质次”的垃圾回收再生实际上是不经济的，不应过分宣扬“垃圾是错放的资源”这样的理念。
2019年7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在试点8年后，上海成为全国首个实行垃圾分类的城市。到2020年底，包括北京、广州、杭州在内的全国45座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