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快装满了(5)

为了处理西安市每天超过1万吨垃圾，当地于2019年11月启用了位于蓝田、高陵等地的垃圾焚烧站。预计到2020年底，西安市5个无害化处理项目将全部投入运营，每天总处理能力达12750吨，可满足当前垃圾处理的需求。
目前中国人均每天产生垃圾1千克，而处理1千克垃圾的成本是1元
焚烧厂的建立和推广，并不意味着人类在这场拉锯战中就一劳永逸地占据了领先地位。
由于垃圾分类工作不到位，垃圾中会混有大量厨余垃圾和塑料。这一方面对于可循环利用的含碳有机物是一种浪费，另一方面容易造成燃烧不充分，产生二噁英等有毒有害气体，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难以控制在排放标准之内。
近年来，全国多地都曾有市民反对垃圾焚烧项目的抗议活动。垃圾焚烧项目“环评”需要取得公众同意，但周边居民的强烈反对，让环评几乎无法通过。此前，南京天井洼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遭强烈反对后，时任南京市市容管理局局长张东毛表示，现在的处境是垃圾焚烧推不动，更糟糕的是，“我们实在拖不起，拖的结果只能是全市人民的生活环境都受到影响。”
而在刘建国看来，垃圾焚烧、垃圾分类都必不可少，但都不是终点，最重要的还是控制垃圾产生的速度。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建设越来越多的垃圾处理设施，投入越来越多经济成本。
据估算，目前中国人均每天产生垃圾1千克，处理1千克垃圾的成本是1元，而绝大多数居民都没有为自己产生的垃圾的处理付费。
“在过去几十年里，政府大包大揽的发展模式确实解决了问题，但这条发展路径的潜力已经快挖掘完了，必须走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发展道路。”刘建国说。“填埋、焚烧都只是从末端解决垃圾问题。这个问题上的重要一环，作为垃圾的产生者——居民没有参与，只是旁观。”
“目前扔垃圾太容易了，随时、随处都可以扔，也没有成本，可以讲是既不负责，也不付费，因此公民普遍对垃圾‘无感’。”
在他看来，不管是收费还是推行垃圾分类，意义都是更好地促进公众参与，不仅仅是为了方便后续处理。
“比方说，人们发现垃圾分类‘不容易’，甚至要收钱，很可能就会减少垃圾的产生；人们费力进行了分类，还交了钱，自然有动力和兴趣去关心后续的处理是不是‘配得上’自己的付出，监督垃圾车有没有分类运输，焚烧厂有没有按标准处理。”
上世纪80年代，台北也曾面临垃圾围城的挑战。罗大佑在《超级市民》唱道，“那年我们坐在淡水河边，看着台北市的垃圾漂过眼前。远处吹来一阵浓浓的烟，垃圾山正开着一个焰火庆典……”为了解决垃圾问题，台北市政府推行政策，街头没有垃圾桶，指定时间、指定地点才有垃圾车收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