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艺人常香玉：戏里戏外都是“花木兰”(3)

19岁的常香玉。受访者供图
军功章的另一半
“一睁眼，满脑门儿都是戏。”儿子陈嘉康的印象里，比起戏台上的独当一面，生活里的常香玉近乎笨拙，“去商店买冰棍，竟连钱也不记得带。”
常香玉大概对这样的“控诉”心不在焉，柴米油盐和家长里短不是她的追求，她痴迷的永远是舞台上闪闪发光的角儿。
丈夫是最愿意成全她的人。常香玉曾说，“结婚之前吧，是老父亲管我，结婚以后都是宪章管我，所有的。”他是中国现代话剧奠基人洪深的学生，婚后，陈宪章弃政从文。1948年，二人在西安创立了香玉剧社，招收了一批学生，管吃管住，不收学费，在校学生最多时达到40多人。
这里多是苦孩子，有的是因连年灾荒、战乱而流入陕西的河南难民，自己的父母去世得早，就把常香玉夫妇当家人。
常香玉教戏，陈宪章写戏，香玉剧社老学员修正宇记得，“老爷子每天拿着报纸，一字一句地抠，紧跟形势写剧本。”新中国成立后没多久，朝鲜战争爆发，“老先生赶快去书摊上去扒书，由京剧《木兰从军》改编，写成了豫剧《花木兰》，加了比武、送别等选段。”
他仔细地为常香玉讲解角色的出身、内心的潜台词，教她识字、写字，两人一起研究唱腔。常香玉唱完一句，陈宪章不满意，指出哪个字要重点发挥，常香玉就换一个唱法。还不够劲，再换。最后，两人达成共识，“这个可以，观众肯定愿意听。”
“老先生把老太太从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变成一个人民艺术家。”修正宇说道。
这样的扶持和帮助又岂止是在事业上。给常香玉做饭，照顾孩子上学，给孩子买药、买衣服，都是丈夫的任务。常香玉每次出去开会、学习，陈宪章都要给她写信，“一条一条地嘱咐，我都嫌他啰嗦，嫌他说得多。他放不下那心，没法。”
相较于陈宪章的婉转和细心，常香玉就显得更急躁。
比起其他兄弟姐妹，从小在母亲身边学戏的常小玉“挨打最多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她登台领衔演出，谢幕时掌声雷动，不等她从兴奋里缓过神儿来，母亲就不留情面地揪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