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小八路杨启俊：为传递情报，扮了四年“小叫花子”(3)

杨启俊的头顶还留有子弹擦过的痕迹，新京报记者王子诚 摄
新京报：你们那时候牺牲的人多吗?
杨启俊：我们小队当时一共是21人，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牺牲了七八个人，有的是被日本兵发现身份后，直接拿刺刀挑死的。
新京报：当时部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作战?
杨启俊：我们住的地方不确定，开始在门头沟一带，后来转移到张家口、太原。每次都是晚上偷偷转移的，有时候一宿得走80里地。
有时候就住在庙里、山里，没吃的我们就上山找野菜，可以吃三天。一两天吃不上东西的时候也有。
有时候住在地下党员家中，趁着黑天去，再趁着黑天离开，那时候能吃得好一点，吃得最多的就是豆干饭。
“经过天安门的时候我特别高兴，这是一种荣誉”
新京报：你在抗战胜利的第二年就复员了。
杨启俊：对，抗战胜利后，有个要求是让老少病残复员，那一年我才16岁，属于少的。我们当兵的时候，没穿过军装，回家前，发了五件，我到现在都还在穿。
复员后，解放战争期间，我也在流村地区当过交通员，帮解放军从北京城里运手枪、机关枪出来。冬天，买大白菜，切开后，掏出心，把手枪藏里面，再把白菜接好，泼上水冻上。马车两边的木板里面掏空，藏大的机关枪。
新京报：新中国成立后，你从事什么工作?
杨启俊：当时我去了刚刚成立的华北文工团，之后，回到昌平电影队放电影，当时放《永不消逝的电波》《英雄虎胆》，还放过《英雄小八路》《红孩子》。也有一些部队找我，请我给他们讲讲我当小八路时候的经历。
从电影队退下来之后，我在乡里工作，一直到2000年，我69岁的时候，才没有再工作。
我现在是吃穿不愁，政府给我补贴，每年还有卫生部门上门给我检查身体，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

7月30日，北京市昌平区，杨启俊站在家门前。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新京报：2019年，你参加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活动，还记得当时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