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好月圆》改编自赵树理小说，原作者这样评价(2)

赵树理肯定《花好月圆》的剧本是有道理的。原小说中三对青年男女没有爱情的恋爱描写和匆忙结婚，不够真实、自然，有损人物的形象。关于小说为何匆匆地“大团圆”收场，赵树理是这样解释的：“小说写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夜，从满喜找房子起，到玉生算场上轱辗的大小结束；第二部分是一天，区上干部去查有没有面，玉生离婚，都是一天的事；第三部分是一月，何科长去那儿的那天，好像是阴历七月十五，写到八月十五；《花好月圆》便是从这个观念来的。我原来计划写四部分，第四部分是一冬，写到春节时候。”
按照赵树理的原计划，满喜和小俊的恋爱和婚姻是在第四部分完成的，其他两对的婚姻也是在第四部分完成的。后来在写作过程中，赵树理改变了主意，把第四部分删掉了，一些情节合并到第三部分。因此在结构上给人不够均衡的感觉。郭维改编的电影剧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陷。尽管《花好月圆》和小说《三里湾》不一样，赵树理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好剧本。赵树理说：“我想：不能强调改编的剧本和原小说一样，应该图好，不该图相同。当然，如果让我自己来改编这个小说，我很可能把那第四部分戏加上去，并且还按照小说原来故事发展的线索去改编。”
1956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电影厂实行“三自一中心”，即文责自负、自负盈亏、自由结合，导演中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郭维开始改编和筹拍《花好月圆》。据郭维回忆：“我把《花好月圆》的剧本给亚马（亚马时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作者注），亚马说，文责自负了，你别找我。我说，作为厂长你可以不看，作为朋友，你还是帮我看看，亚马这才看了。”郭维不知道自负盈亏怎么搞，请来几个曾经在私营电影公司呆过的人，向他们请教如何计算成本，如何回收成本。思想解放的时代气息和审美思潮，对郭维改编《花好月圆》产生了较大影响。原小说第四章《这日子不能过了》有一段描写：“小俊打开纸包把棉绒衣一抖说：‘你看这件衣服好不好？’玉生正按着尺寸在木板上画点儿，只瞟着有个红东西闪了一下，便顺口答应说：‘好，好。’”郭维对这场戏镜头处理上所表现出的审美取向，与原小说差异较大。
赵树理敏锐地发现了两者的差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过有一个‘镜头’，我没看清楚，好像是小俊穿起从范登高那里买来的红绒衣给玉生看，这个‘镜头’在画面上很突出，这时候玉生正在专心一意地制作洗场磙的模型，一个人的心只能专注一件事，突出了小俊的穿绒衣的动作，把观众的注意力牵到小俊身上去了，是不是会不了解玉生这时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