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赵一曼儿子往中央寄讽刺信，毛主席不追究：可怜孩子罢了(6)

在自己生命的最终时刻，赵一曼向敌人要来了纸笔，将自己心中对儿子的思念和期盼写了下来。随后，年仅31岁的赵一曼唱着《红旗歌》走上刑场，英勇就义。
而与此同时，尚且年幼的陈掖贤并不知母亲已然牺牲，他仍在大伯家中期待着母亲的归来。然而随着一年又一年过去，母亲始终杳无音信，这让陈掖贤陷入了怨恨和痛苦之中。
从小没有双亲的陪伴，这使得他的性格变得极为内向孤僻，抵触与人进行交流。直到母亲身份被公布后，埋藏在他内心几十年的心结才终于被打开，他此时方知自己的母亲有多么的伟大。

陈掖贤牢记了母亲临终前对他的教诲：“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他的母亲生时勤俭节约，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了毕生心血，陈掖贤便以母亲为榜样，将母亲的名字刻在了手臂之上，用以时时刻刻自勉。

寄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作为烈士之后，赵一曼的英雄事迹和高尚的人格深深影响着陈掖贤，使他有着很要强的性格和嫉恶如仇的脾性。虽然自己的生活一团乱麻，但他总是心系祖国人民，怀着一颗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心。
1960年秋天，陈掖贤的父亲陈达邦见儿子总是过得十分拮据，于是便强行拉着他到全国政协礼堂餐厅就餐，用餐券为他点了一份“红烧狮子头”。

这本是父亲心疼儿子的举动，在陈掖贤眼中却变了味，认为这是一种高于人民的“特权”行为。这是因为此时全国正值困难时期，陈掖贤的老家不断传来饿死人的噩耗，而父亲却能带着自己吃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