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读懂陈寅恪(10)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陈寅恪 “吾道不孤”！
然而陈寅恪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还有更深的想法。在 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他谈到这样一个历史惯例：但凡新旧交替之时，总有人占便宜，也总有人吃大亏。那些乖巧的小人，“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而那些刻板的君子，则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为什么呢？就因为其时新旧道德标准和新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有的人善于利用形势适应环境，而有的人则无此“乖巧”而已。
显然，陈寅恪是把自己的某些 “老朋友”，看作了“乖巧的小人”。
于是我们大体上清楚了。为什么陈寅恪对杜国庠那样和自己 “道不相同”的共产党人信任敬重，对某些先前的“同道”反倒蔑视而戒备？就因为前者“气节不亏”。陈寅恪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他当然不会不知道在那个时代，坚持马列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要担怎样的风险。那是要掉脑袋的！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大讲马列主义，就不但可以理解，而且也理所应当。他们“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么！

那些 “眉样入时”的“白头学究”们却“原本”不是。“不是”当然也可以变成“是”，但要看怎么个变法，以及为什么要变。如果是自己通过学习研究，改变了观点，倒也理属正常，无可厚非。然而一夜之间毫无思考，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便很可疑。在陈寅恪看来，这不是降身辱志，便是投机取巧。但不论何种情况，都是“变节”。气节一亏，则其人不可取矣！
事实证明，陈寅恪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
1949年以后，中国学人的改变立场观点，宗奉马列主义，有的是“曲学阿世”，有的不是。汪籛就不是。他属于“心悦诚服”的那一类。否则，当他自告奋勇充任“说客”，南下广州请老师进京时，就不会那么天真了。汪籛碰壁五羊城以后，受到不少埋怨。比他年长的其他陈门弟子都认为他不该用“官腔”和先生说话，更不该惹老师生气，甚至有人痛斥他“不知天高地厚”。这实在是冤哉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