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斌与《红旗谱》（我心中的红色经典）(3)

以前我读《红旗谱》，读的是铅印本，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以后，我有机会接触到《红旗谱》的手稿。通过手稿，我感受到作家留下的体温，对这部“红色经典”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翻阅全稿，我发现《红旗谱》手稿的样态确实复杂。该稿中既有作家原稿、又有他人抄稿，还有油印稿和复写稿；书写笔迹也达四五种；稿纸既有25×10=250竖排红色格纸、长江日报稿纸、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稿纸、印有“保定文化用品分公司监制”字样的稿纸，还有白报纸和铅印纸。对于该稿，梁斌所作修改较多，有对标点符号的修改、有对人物语言的删减、有对段落的添加等。由此可见，作者梁斌在创作《红旗谱》时的艰辛、认真与严谨。
梁斌正式创作《红旗谱》始于1953年。但其实早在1935年，他便开始构思酝酿这部小说。对于创作它的原因，作者曾有过明确说明：“自入团以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一棵荆棘。二师‘七·六惨案’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二棵荆棘。‘高蠡暴动’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三棵荆棘。自此以后，我下定决心，挥动笔杆做刀枪，同敌人战斗!”这三棵“荆棘”让思想进步的梁斌萌生了要以自己手中的笔为武器，与国民党进行坚决斗争的想法。
1935年，梁斌开始创作短篇小说《夜之交流》，小说反映了保定“二师学潮”，对梁斌后来创作《红旗谱》影响较大。1941年冬，梁斌又以一个宋姓老人的人生经历，创作了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在小说中，梁斌塑造了朱老忠这一艺术形象的最初原型。《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比《夜之交流》架构更加丰满，梁斌把故事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高蠡暴动”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这基本上确定了后来《红旗谱》中朱老忠的活动脉络。1943年，梁斌又创作了中篇小说《父亲》。其中，朱老忠的形象不仅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还出现了严知孝这个人物。再后来，梁斌创作的五幕话剧《五谷丰登》和短篇小说《抗日人家》，也都与《红旗谱》有关。
这些早期的文学创作，不仅逐渐强化了《红旗谱》中的人物与事件，还一起建构起后来《红旗谱》故事情节的主体方向。
到了1953年6月，梁斌正式开始写作自己酝酿多年的长篇小说《红旗谱》。创作伊始，他便完全沉醉在这部小说中。梁斌说：“我的创作欲、灵感升到高潮，欲罢不能。早餐时间已到，我还没有写完一个节目，当我写完一个段落，饭时已过。午餐晚餐无不如此。有时写着写着，想起我还未吃饭，其实两顿饭已经过去了……”他每天伏案疾书十多个小时，除了《红旗谱》，他什么也想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