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逆风千里》：得到陶铸大力支持，被康生诬为大毒草受到批判(3)

担负这一特殊任务的小分队成员中，就有后来成为本片编剧的周万诚。其时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一名警卫排长，对这段战斗生活经历留有深刻印象，解放后调至广州军区战旗话剧团工作，一直想以文艺形式予以反映。1956年珠江电影厂创建筹划艺术片拍摄，获悉后组织其创作电影剧本，于1958年写成，取名《逆风千里》。剧本详尽记述了我军降服敌25师中高级俘虏军官的过程，从战场俘获写起作为序幕，着重表现我小分队指战员如何在敌强我弱、腹背受敌险境中，沿途抗御敌人正规军和地下军追击，粉碎敌特分子和俘虏的种种阴谋诡计，直至押送胜利结束，尾声为敌方中计祭悼俘虏“殉国”闹剧。作者解释以“逆风千里”作为片名，意谓押送这群特殊俘虏犹如逆水行舟、顶风驶船，藉以彰显我军指战员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还原历史真实
《逆风千里》剧本虽然很早完成，发表于广东省作协主办文学刊物《作品》，并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珠江电影制片厂却迟迟未能投拍。原因是正值大跃进、拔白旗、反右倾等运动不断，文艺形势一直处于紧张之中。《逆风千里》固属革命战争类型题材，但选取角度颇为独特，没有因循此类影片业已形成的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英雄人物为主的叙事模式，而以溃败中的国民党军队的被俘中高级军官为主要描写对象。这一带有“颠覆”性的“另类”表现方式，在当时背景下引发珠影内部激烈争论，出现这样或那样批评意见，有位副厂长提出“对解除武装的俘虏，我们是讲优待政策的；但对待放火指引敌机的俘虏，则是反革命，讲优待是完全错误的”。有的甚至明确表示反对，无法达成一致只好搁置下来。

◆《逆风千里》
转机出现于1961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以及会议讨论、审议的有关文艺暨电影工作重要文件，重新倡导“双百”方针，解除束缚、调整政策，活跃文艺理论和创作空气，鼓励创作人员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时任文化部电影局长陈荒煤亲莅珠影贯彻相关精神，特意审查了《逆风千里》剧本，给予肯定，认为“剧本题材新颖，有生活基础，没有什么大问题，去头去尾即可以投入拍摄”，热情鼓励该厂“要为自己打开自己的天地”。经当时广东省委文教部审查同意，珠影终将该剧列入生产计划，经认真细致筹备，于1963年6月正式开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