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异乡人：全球劳工难解“新冠困境”

4月5日，在新加坡打工的外籍劳工葛强收到通知，他所在的宿舍区的工人将不被准许离开宿舍。第二天，葛强开始出现了新冠肺炎症状，随后确诊。一天后，葛强所在的建筑工地宣布停工，两周后，大量依赖外劳的新加坡建筑工程全面停工。
作为抗疫“模范生”，刚刚压平了疫情曲线的新加坡在3月底、4月初遭遇疫情的第二波暴发——以外籍劳工群体为主的聚集性感染。
无独有偶，两个多月后，作为欧洲抗疫“模范生”的德国，也因劳工群体的聚集性感染而出现了新的一波疫情。据新华社，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北威州）居特斯洛县一家肉联厂近日发生新冠聚集性疫情，截至21日下午，6139名员工完成核酸检测，确诊感染人数上升至1331人，其中5人处于重症监护中。
“全球化”时代下，外籍劳工群体成为许多较发达国家维持高速发展的“必需品”。当前，遍布全球的外籍劳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移民”现象：他们不会也往往无法入籍当地，却成为当地社会运转的重要一环；身处异国他乡的他们，或处于灰色边缘，或依照法律被严苛地区别对待。
而当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之后，生活条件艰苦、居住密集的外籍劳工往往更无力直面病毒的侵害。
专注移民权利的机构migration-rights.org负责人瓦尼·萨拉斯瓦特（Vani Saraswathi）近日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指出，疫情暴露了外籍劳工一直处于不平等的境况中：疫情之前，他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是种族歧视、薪酬与劳动不对等、居住环境糟糕等困难；疫情大流行下，外籍劳工难以回家、难以保持社交距离，陷入“新冠困境”。
不仅如此，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疲软，预计还将更长久地影响着低技能劳工群体脆弱的生存状况。据联合国新闻网站6月19日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发布的有关新冠病毒大流行和劳工世界的政策简报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使劳工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数亿工作岗位已经流失，疫情造成的大量失业和收入损失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不断侵蚀社会融合，破坏国家和地区稳定。
稍令人欣慰的是，在许多国家，外籍劳工的新冠病毒检测和治疗费用均由所在国政府承担。但仅仅治病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全球外籍劳工的“新冠困境”，无疑更应该促使有关各方开始反思，如何来看待劳工与本地社会的关系。
抗疫“模范”的漏洞
无论如何，葛强说自己是“幸运”的。